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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我们没有楚简。1950年代，开始有楚简，都是遣册（不但数量少，保存情况也不好）。1957年，长台关楚墓第一次出古书，只有残简，一直到1986年才发表。战国古书，我们苦苦等了半个世纪。1993年，我们才有了郭店楚简。1994年，我们才有了上博楚简。在这之前，我们无书可读，要读，只有子弹库帛书。 没有书的结果，是我们的认字水平很有限，很多非常简单的字，当时都不认识，学者费尽移山心力，收效却甚微。 过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规模识字，不可能是这种办法。 我记得，上博楚简发现后，裘锡圭先生曾说，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辞例多了。一个字，反复出现多少回，再笨也能认出来。 李学勤先生讲过两句话，我印象极深。 一句话是，战国文字难认，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另一句话是，某先生真怪，他认字，前提可能是错的，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 过去，我们常把字形分析当认字前提。很多人都以为，一个字，形、音、义，字形最重要，通假在其次，字义是排在最后。破读，左转右转，主要是为了凑字形，而不是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实际的认字过程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么？是辞例。我们是靠辞例和语境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辞义的大致估计，然后才考虑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读。甚至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分析，但照样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或大致相当什么字。 我记得，朱德熙先生说，古文字的破译最像侦探小说。警察破案，他们的方法，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串并，二是排除。串并是把看似无关其实非常关键的线索，通过偶然发现串连起来，形成一条连贯的思路。排除是从大海捞针的众多可能性中，把一切无关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并也好，排除也好，都是为了定向和卡位。 破译的大忌是被假象误导，一条道走到黑。方向错了，位置错了，费劲再大，全错。本来只是猜猜看的事，试探试探也就罢了，非要长篇累牍弯弯绕，这是“侦探小说”，不是真正的“破案”。 大家迷信权威，以为权威就不犯错误，或者即使犯了，也是高级错误。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导。权威被假象误导，大家又被权威误导，在古文字学的历史上例子很多。 文字破译，就像隔着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说对了，三言两语，足够；说不对，千言万语，白搭。 1942年，子弹库帛书的出土，是简帛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蔡季襄的《晚周缯书考证》是第一部报导它和研究它的著作。这本书，印数很少，现在很珍贵。当初，我是借张政烺先生的书读。后来，我自己也有了一本，是当时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奈特（Michael Knight）先生送的。 这一发现太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