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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是20世纪的头一批古书，不是档案性质的文书，而是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第二，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帛书。目前，帛书只出土过两次，一次是子弹库帛书，一次是马王堆帛书。帛书，它是第一次发现。战国帛书，它是唯一发现。 第三，战国文字，楚文字是大宗。研究楚文字，这也是个头。 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今天仍然值得回顾。 中国学术界，目前有一股简帛热，热到不能再热。赌石一行，人称“疯狂的石头”；我们这行，也有“疯狂的简帛”。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当年冷到不能再冷的学问，居然会变成一种时髦；网上称雄，看谁认字多，竟是一种热潮！ 楚帛书，很宝贵，因为字多。它有九百多字，很多字，大家不认识，当时不认识，后来不认识，现在也没全部认识，所以一直有吸引力，吸引很多学者，反反复复读它。比如我就是其中之一。 但我读帛书，不光为了认字。认字只是手段。 简帛研究，认字是基础。认字是点，通读是面。没有点，焉有面，这个道理没错。避大就小，避虚就实，就字论字，慎言其余，好处是可独占发明权，还不容易犯错误。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这是当古文字学家的捷径。可认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读书。如果是通读，你总没法挑肥拣瘦绕着走。我们别忘了，“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归根结底，还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更何况，辞例的背后还有学术和思想，天外有天。 认字，不光要从小到大，也要从大到小。字是在通读中被认识，辞例比字形更重要。这是读书的道理。 我读楚帛书，集中阅读，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现在。前后长达三十年。我从年轻读到老大不小，错误固然很多，收获也很可观。 1980年。那年我32岁，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读研究生。我的论文题目是楚铜器。楚铜器，最大一宗是朱家集楚器。刚才说过，这是朱先生研究过的问题。当时，楚文字是绝学，熟悉甲骨、铜 器的学者未必懂，懂得人很少。 坦白地说，我是为了研究楚文字，才迷上楚帛书。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酷暑难消的夏天，我把在考古所能找到的材料搜集到一起，写成《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当年，我曾把我的油印稿面呈李学勤先生，以及碰巧来京，住在华侨大厦的饶宗颐先生和曾宪通先生，向他们求教。另外我还托人把我的文章带到中国考古学年会的第二届年会（武汉，1980年11月17-22日）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第三届年会（成都，1980年9月21-27日）。 然而，此书的发表却在五年后。[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