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规模识字，不可能是这种办法。 我记得，上博楚简发现后，裘锡圭先生曾说，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辞例多了。一个字，反复出现多少回，再笨也能认出来。 李学勤先生讲过两句话，我印象极深。 一句话是，战国文字难认，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另一句话是，某先生真怪，他认字，前提可能是错的，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 过去，我们常把字形分析当认字前提。很多人都以为，一个字，形、音、义，字形最重要，通假在其次，字义是排在最后。破读，左转右转，主要是为了凑字形，而不是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实际的认字过程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么？是辞例。我们是靠辞例和语境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辞义的大致估计，然后才考虑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读。甚至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分析，但照样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或大致相当什么字。 我记得，朱德熙先生说，古文字的破译最像侦探小说。警察破案，他们的方法，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串并，二是排除。串并是把看似无关其实非常关键的线索，通过偶然发现串连起来，形成一条连贯的思路。排除是从大海捞针的众多可能性中，把一切无关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并也好，排除也好，都是为了定向和卡位。 破译的大忌是被假象误导，一条道走到黑。方向错了，位置错了，费劲再大，全错。本来只是猜猜看的事，试探试探也就罢了，非要长篇累牍弯弯绕，这是“侦探小说”，不是真正的“破案”。 大家迷信权威，以为权威就不犯错误，或者即使犯了，也是高级错误。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导。权威被假象误导，大家又被权威误导，在古文字学的历史上例子很多。 文字破译，就像隔着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说对了，三言两语，足够；说不对，千言万语，白搭。 1942年，子弹库帛书的出土，是简帛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蔡季襄的《晚周缯书考证》是第一部报导它和研究它的著作。这本书，印数很少，现在很珍贵。当初，我是借张政烺先生的书读。后来，我自己也有了一本，是当时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奈特（Michael Knight）先生送的。 这一发现太重要。 第一，它是20世纪的头一批古书，不是档案性质的文书，而是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第二，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帛书。目前，帛书只出土过两次，一次是子弹库帛书，一次是马王堆帛书。帛书，它是第一次发现。战国帛书，它是唯一发现。 第三，战国文字，楚文字是大宗。研究楚文字，这也是个头。 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今天仍然值得回顾。 中国学术界，目前有一股简帛热，热到不能再热。赌石一行，人称“疯狂的石头”；我们这行，也有“疯狂的简帛”。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当年冷到不能再冷的学问，居然会变成一种时髦；网上称雄，看谁认字多，竟是一种热潮！ 楚帛书，很宝贵，因为字多。它有九百多字，很多字，大家不认识，当时不认识，后来不认识，现在也没全部认识，所以一直有吸引力，吸引很多学者，反反复复读它。比如我就是其中之一。 但我读帛书，不光为了认字。认字只是手段。 简帛研究，认字是基础。认字是点，通读是面。没有点，焉有面，这个道理没错。避大就小，避虚就实，就字论字，慎言其余，好处是可独占发明权，还不容易犯错误。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这是当古文字学家的捷径。可认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读书。如果是通读，你总没法挑肥拣瘦绕着走。我们别忘了，“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归根结底，还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更何况，辞例的背后还有学术和思想，天外有天。 认字，不光要从小到大，也要从大到小。字是在通读中被认识，辞例比字形更重要。这是读书的道理。 我读楚帛书，集中阅读，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现在。前后长达三十年。我从年轻读到老大不小，错误固然很多，收获也很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