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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那年我32岁，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读研究生。我的论文题目是楚铜器。楚铜器，最大一宗是朱家集楚器。刚才说过，这是朱先生研究过的问题。当时，楚文字是绝学，熟悉甲骨、铜器的学者未必懂，懂得人很少。 坦白地说，我是为了研究楚文字，才迷上楚帛书。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酷暑难消的夏天，我把在考古所能找到的材料搜集到一起，写成《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当年，我曾把我的油印稿面呈李学勤先生，以及碰巧来京，住在华侨大厦的饶宗颐先生和曾宪通先生，向他们求教。另外我还托人把我的文章带到中国考古学年会的第二届年会（武汉，1980年11月17-22日）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第三届年会（成都，1980年9月21-27日）。 然而，此书的发表却在五年后。[2] 当时，我把楚帛书分成三个“版本”：蔡修涣本、弗利尔本、大都会本。我们的所有研究，不是依据蔡修涣本，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比如当时的“最新著作”，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年9月），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文革”前，这是最重要的著作。 大都会本是1966年才发表。整个“文革”期间，我们的研究完全是空白。与此形成对照，海外的研究都是利用大都会本。巴纳的《楚帛书译注》（1973）才是“最新著作”。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研究。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大都会本为依据的著作。 张政烺先生鼓励我写这本书，并推荐此书到中华书局发表，就是希望引进最新材料，汇集最新研究，为学界提供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这是我第一次读子弹库帛书。 1985—1988年，学界有一批新作发表。如李学勤的四篇论文，饶宗颐、曾宪通的《楚帛书》，以及高明、何琳仪、朱德熙等人的作品。1988年5月22日，我写过一篇《〈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研究〉补正》，就是读这些新作的笔记。这篇文章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十届年会（长春，1988年7月22-28日）的论文，十二年后才被印出来。印出来，已经变成古董。 这是我第二次读子弹库帛书。 1989年8月—1990年9月，我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当时，没事干，我开始写《中国方术考》。其中也包括子弹库帛书。我对帛书的释文又有所修正。 子弹库帛书，是数术性质的古书。读者不难发现，我后来出版的《中国方术考》，其中讲数术的部分，无论式盘，还是日书，都来源于我对子弹库帛书的研究。反过来，它们也深化了我对子弹库帛书的认识。 1990年，我在西雅图，有一天，张光直教授打来个电话，他说他读过我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问我是否愿意参加4月27-28日在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举行的东周楚文化讨论会，如果愿意，他可以推荐。我说，我当然愿意。 这个会是为辛格（Paul Singer）医生85岁生日而召开，会上展出了子弹库帛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件稀世珍宝。它在纽约曾经发霉，去霉后的部分，字迹反而变得很清楚，与过去的照片不一样。饶宗颐先生和我一起看楚帛书，他说，既然有此奇效，何不让帛书再次发霉，把其他部分也清一下。他希望能“梅（霉）开二度”。后来回到北京，我给《文物天地》写了篇《楚帛书目验记》，就是讲目验帛书的感受。 那次会议有四场报告，主讲人是李学勤、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杜德兰（Alain Thote）、马麟（Colin Mackenzie）。我是参加讨论的人。 当时有个叫格利芬（Jane Tilley Griffin）的女士提问，希望李学勤先生能给大家讲讲帛书十二神。李先生说，正好，有两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在场，一位是饶宗颐先生，一位是李零先生，我想把问题交给他们来回答。 当时，饶先生讲了几句话，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我根本没说话。会议论文集有我一篇发言，其实是后来写的。这篇文章的中文题目是《楚帛书与“式图”》。 帛书的思想意义，我是花了十年，到此方窥一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