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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还可以细化为“第二层链条”、“第三层链条”……不同层级的链条之间呈现为一种观念上的派生关系，如：家可以进一步细化分为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及其通过婚姻或生产联合形成的组织形式；天可被细分为九十九个腾格里(长生天)；敖包是人们祭天、祭祖的神圣场所，也具有区域、大小层级之分；五畜可按其活动半径分出大小不同的草场范围，甚至还可以细分出各种牲畜所吃草的种类和具体部位…… 可见，传统蒙古族牧民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结构紧密、互为影响的有机构成，那么如何基于此来理解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本介入与“过度放牧”等一系列政策行为带来的结果?事实上，正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创造了文化，因而新元素的进入一定也会导致关联性变化的发生，在这个“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中，有些地方的链条断了，有的环节新生长了出来。比方说工业产品的进入改变了人们放牧的方式，尤其年轻人完全可以骑摩托放牧，而无需骑马了。再如打机井的使用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传统关系。 从“第二层链条”到“第三层链条”的演化我们可以看到，地下水的使用不再是“取材于地”那么简单，通过机井、水泵和柴油的使用，水进入市场成为一种商品，这意味着牧民无法自我控制市场价格，而必须花钱买水。水的商品化势必将转嫁到他的具体生产环节中，资本逐渐渗透进牧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可见，城市化过程创造了生产生活链条中的一部分新元素，另外有一些传统的部分则被切断了。比如对于家庭生活来说，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进城为孩子陪读，越来越多的牧民家庭游弋于城乡两地，成为“一户两居家庭”。城市教育体系的建立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标准之一，但教育资源向城市的倾斜、乡村学校的撤并，导致一家人中妈妈在城里陪读，爸爸在外地打工，本来一家，现在变成一户两家的现象越来越常见，形成了新型的候鸟式家庭： 桥二的老家在恩戈贝。作为拥有4口之家的父亲，两个孩子的教育是他家的最大开支。为此他必须搬到他认为比家乡好的教育环境(达拉旗)求学，并在学校附近租房。他在老家承包了60亩地，主要用于种植玉米，秋收后作为饲料卖给过冬的牧民。除此之外他还在达拉旗打零工(工地小工或开出租等)，以便维持日常开支。住房、交通、饮食等这部分开支属于新增链条，并且不由他所控制。他能够自我控制的也只有通过努力赚钱才能维持。他和他的夫人必须进入资本市场打拼⑤。 基于这样的跟踪调研，我们的研究一直可以追踪到内蒙古农牧民生活的教育、医疗、养老、贷款等诸多领域。事实上不只在内蒙古地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劳动者在劳动和消费环节中被异化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极为普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