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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问，研究者的欲望和生活者的欲望是不是就能画等号?地方政府也会搞一些文化项目，但都很像一种舞台艺术，脱离了生活世界。再有，我们所倡导的经营模式是不是就能够代表当地人的需求?同理，以GDP为唯一标准的指标体系无法解释为何不少国企资本在海外打水漂，制造着社会不平等、破坏当地环境，为何中国的企业不能真正落地?在海外，尚且有大量的社会力量(如NGO、企业自身的工会组织)帮助企业更加人性化地解决当地的环境问题，跟进处理社会不平等问题，让企业资本和社会责任相对平行，但在国内，企业工会多关注企业内部职工的福利，对外则没有形成一种具有责任感的社会力量，在制度层面没有充分的保障。这些也从更大层面证明了经济不等于社会。所以城乡一体化，容易犯同一个错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为了让你们变得更加富裕，可往往欲速则不达，因为我们(研究者)和他们(被研究者)之间没有形成平等的对话，因此不能产生公共性，因而也缺乏代表性，甚至会出现被马克思批判的那种将“逻辑的事实”误认为“事实的逻辑”的现象。 围绕发展问题，中国的话语权在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手里，文化的实际拥有者却往往处于失语或者被“豢养”(如非遗保护)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多年来精英模式的社会治理导向并未改变，它集中地表现为以GDP和政策行为为主的话语系统，导致文化实际拥有者处于被动状态；另一方面，精英主导的治理模式的依据来自于理性(如大数据)，而文化拥有者的依据来自于习俗——被历史验证了的传统规则，两者在面对同一问题时往往出现两种客观，缺乏良性对话的共同基础。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内蒙古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问题，指出在贯彻由城市精英给予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需要跟进，那就是实事求是地检验大数据成果在当地的可靠性，探讨因地制宜的生产模式和与当地生活方式有亲和力的发展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