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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切”政策行为与城市化困境 在前文提到的对内蒙古城镇化的批评中，定牧导致的生态破坏是招致当地学者、农牧民不满当前城市化路径的主要原因，那么定牧的生产形式为何会出现?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理解为什么要“以管理农业的方式管理牧业”。这种管理方式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实施“承包草地”的政策行为，这就导致两个现象凸显了出来。一个是定牧，另一个是个体主义的出现。承包草地的政策源于内陆农业承包农田的思路。⑥因为人民公社解体，集体农业生产转变成个体农业生产的方式，而这一模式被直接转嫁到了内蒙当地的牧业管理中。然而实际上，传统牧民本有一套完整的牧业管理体系，原来牧民们实行互助放牧和转场，在一系列生计活动的安排中有个“能人”，这个能人天文地理、宗教、规范都懂，所谓的“取法于天”一定是按天时地利人和看哪个日子合适，转到哪放牧，不同群体间不会撞车，也不会因转场发生人际关系的矛盾。但是分草地以后就变了，定牧彻底打乱了原有的生计体系，原来的草地被承包后变成“你的地”、“我的草”之类的区分，所谓“我”“私人拥有”这些概念凸显了出来，亲兄弟也有为草场反目为仇的情况时有发生。承包草地的政策出台后，原有的人际链条被切断，同时又生长出一些新的链条，导致当地牧民的人际关系重组。 此外，定牧导致的过度放牧和个体主义进一步强化了牧民对资本的依赖。外在的政策行为和市场是农牧民根本无法控制的，其唯一自保的办法就是拼命劳动、过度生产，在有限的承包草地里年复一年地放牧，其目的是为了孩子念书、为自己养老、为家人看病。为了一步到位地实现城镇化建设，搬迁人口是一种快捷的做法，结果牧民到了城镇，不像汉人那么功利、会算计，商业那一套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与他们传统文化中奉行的仗义、英雄主义思维格格不入，政府补贴的钱往往不足以维持牧民在城镇形成新的生计方式，到第二年甚至就需要开始贷款，第三年买卖经常就开始亏本，于是许多牧民干脆开始赌博、酗酒。据统计，牧民的酗酒行为和离婚率都相当高，这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才有批判认为：政策行为和资本是导致当地生态和文化破坏的真正推手，农牧民只是这种政策行为的“马前卒”。牲畜在一块草地上吃了又吃，最后吃成了荒地。在当地做过多年环保活动的组织也发现，水、电、气等象征城市化生活的基本元素都是当地人无法控制的，为了购买这些商品，牧民不得不竭泽而渔，因而只基于表象而指责农牧民是极其不严肃、不负责任的。 事实告诉我们，内蒙古的城市化建设离不开农牧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理顺。我们应当对发展理念的客观性进行反思，笔者认为，不能采用社会进化论那套思维，认为社会发展必然是依照“采集→游牧→农业”的规律，然后恨不得将牧场都改造成工业基地。相反，内蒙古还是应该重视发展牧业，全国的奶制品主要来自内蒙古就说明了这一点。维护内蒙古原有的生产与生活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在农牧区这样的地方应该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异化管理，寻找适合当地的生产模式。所谓差异化的生产模式是指不应该用农业的管理模式套用于牧业管理，也不能仅仅为了城市化搞发展，人为地开发、改造、搬迁。如为了鄂伦村人住上跟城市人一样的房子，即使存在文化生活方式上的极大差异还要强行搬迁，类似这样的错误在我们的政策型城镇化和生态移民型城镇化中频频出现。然而这些政策行为导致的错误在大数据计算中却都被呈现为GDP增长，每年统计出来又有多少牧民搬进城市，GDP又增长了几个百分点等等指标政绩，从而掩盖了城镇化背后严重的文化适应问题，这样的政策行为属于“一刀切”。“一刀切”的诡异之处在于将政策与政策行为混为一谈，其结果是把因当地政府的政策行为导致的失误转嫁给中央，造成大量的犯罪和对中央的抗争行为。以GDP考量城市化能力和社会发展质量的研究方法，虽然理性，但它以资本代替全部，因为GDP让我们看到的只是资本的量，政策行为的良莠问题却被遮蔽在大数据之中，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