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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 然而当今中国的社会学越来越倾向于定量研究，鸟瞰式的大数据成为科学话语的一种象征。在学术评审或研讨会议上笔者常常听到一些社会学家批评人类学没有问题意识，个案、方法上存在个人主义等等。如果按定量研究来看，这四类城市都不同程度地给GDP作出了贡献——资本提高了，政绩上去了，乍一看，它给中央的宏观数据报告中，城市化率很高、城镇人口增加。但是，当地学者和百姓尤其对政策型城镇化和移民型城镇化的意见颇多，甚至有学者说内蒙古的移民型城镇建设没有一例是成功的!⑦还有些学者认为，城市化本身不是问题，市场和政策则是导致内蒙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遭到破坏的真正凶手。这些问题在GDP计算方式里是看不见的。本研究发现：资本市场、政策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当地人的生活与生产关系。他们越来越依赖于外在于自我的并且不可自控的这三个因素，唯一能够自保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过度赚钱和攒钱。这些只有通过定性研究的方法才能呈现出来。它不一定能“看”到，也不能计算出来，却能通过较长时期的参与观察发现它，这就是人类学所说的客观。 所以，我们做调研的时候经常会提出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对谁有意义?当初乌兰夫提出了“三不两利”政策：不斗牧主、不划分草地、不划分阶级，有利于牧民，有利于牧主。这个政策是考虑到牧民的生活生产方式，维护生产能手，由他引领游牧生产和生活组织，这符合因地制宜的传统。导致发展理念上冲突的原因，笔者分析如下：传统的社会进化论里有一个基本思想是采集、游牧是落后的，把草场看成荒地，只有进入农耕，必须产粮以后才能够表示进步，最后进入工业化社会才是真正进步。通过定性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进化论里的这种发展思路在内蒙古发展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以农业的方式干预牧业。人民公社时期是将草地改造成农田，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将承包土地换成承包草地，政策行为始终用管理农业的一套办法来管理牧业，这显然只注重了经济理性，忽视人的发展，是推广汉人生产及生活方式的一种粗暴干预。这种一刀切的政策行为实际上与不作为没什么本质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