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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部成长阶段(1951-1960) 在这一历史阶段，全球层面上，冷战渐趋白热化、不结盟运动逐渐兴起，并扩散至东南亚地区；国家层面上，东南亚已独立或正在谋求独立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需求交错扭结。上述情况催生了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的跨区域合作，但由外部力量主导区域合作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在正式实施的“科伦坡计划”中仍处于支配地位。不过，在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开始作为东南亚的新兴大国在一些跨区域合作中扮演“共同领导”角色，并与印度等国家共同倡导和召开了万隆会议(Bandung Conference，即亚非会议)。然而，东南亚区域主义仍被泛亚洲主义和太平洋主义所遮蔽，东南亚区域合作实践依然局限于跨区域合作，并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在这一阶段，泛亚洲主义区域合作的最重要实践是万隆会议。会议由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倡议，并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U Nu)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支持。(24)1955年4月，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泰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越南南部(即所谓的越南共和国)等29个东南亚独立或正在谋求独立的政治实体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依然是会议的核心主题。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西伊里安问题(West-Irian)，(25)其决定列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Final Communique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该公报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尼西亚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立场。(26)这意味着该公报实际承认了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的领土主权要求。万隆会议秘书长罗斯兰·阿布杜尔贾尼(Roeslan Abdulgani)认为，这次会议对西伊里安的解放斗争给予了“最有益的道德支持”。(27)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还同尼赫鲁共同推动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老挝王国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示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两国关系。(28)万隆会议的关键议题显示了当时条件下东南亚的核心关注，并因此被赋予显著的“东南亚特征”。(29)万隆会议之后，作为泛亚洲主义核心领导的印度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开始下降，直至逐步退出。至此，泛亚洲主义随之开始衰落。 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太平洋主义与域外大国和亲西方势力相融合，其在东南亚区域的影响力明显上升，其主导的区域合作进入老机制拓展、新机制诞生的全面发展阶段。首先是1951年7月，“科伦坡计划”正式实施首期“六年发展计划”，内容主要涉及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两个方面。1951年和1954年，美国和日本先后加入，并成为最大和最重要的援助国。截至1960年，“科伦坡计划”先后吸纳柬埔寨、越南南部、老挝、缅甸、尼泊尔、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亚及新加坡为新成员，覆盖了东南亚除越南民主共和国外所有的独立国家和政治实体。(30)这使得东南亚国家成为该计划援助项目的最大获益群体。彼得·洛认为，正是从“科伦坡计划”开始，东南亚逐步走向更紧密的以区域为基础的合作，因此东盟的渊源应溯及“科伦坡计划”动议。(31) 其次是东南亚条约组织于1955年2月正式启动。它以1954年9月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8国签订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ce Treaty)和《太平洋宪章》为法律基础。前者旨在应对北纬21°30′以南的东南亚地区及亚洲缔约国全部领土和西南太平洋等“条约区域”任何国家或领土所遭受的侵略，并通过彼此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技术援助在内的经济措施促进缔约国的经济发展和进步。(32)尽管是非缔约国，但老挝、柬埔寨、马来亚和越南南部所辖的所谓“自由领土”亦被划入该条约的“保护区域”。(33)后者是在菲律宾总统拉蒙·麦格塞塞(Ramon Magsaysay)推动下签署的，旨在通过和平手段促进各国的自治与独立，并通过开展合作共同提高本地区的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水平等。(34) 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以军事和经济为主要手段的安全组织，其成员菲律宾和泰国试图通过这一组织获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更多的安全保证。实际上，两国在战后初期一直在谋求建立一个可以保证东南亚国家安全的、类似北约的区域多边安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前，两国分别与美国签署了《美菲军事基地协定》(U.S.-Philippine Military Bases Agreement)、《美菲共同防御条约》(U.S.-Philippine Mutual Defense Treaty)及《美泰经济技术合作协定》(U.S.-Thai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美泰军事援助协定》(U.S.-Thai Military Assistance Agreement)，允许美国驻军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东南亚条约组织启动后，两国均将其视为安全利益的重要保证。 (三)分化重组阶段(1961-1967) 在这一阶段，全球层次上，美苏冷战相对缓和、亚非运动遭受挫折、英美大国间分歧加大、东南亚国家与域外国家矛盾激化；东南亚区域层次上，非殖民化进程渐趋完成，但局部地区陷入战争；在国家层次上，东南亚各国间争端和国内问题增多。由此，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等国的倡导和推动下，以“区域自助”和政治、安全为主要诉求的东南亚次区域合作提上日程。这一阶段，泛亚洲主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相关区域合作陷入停顿，第二次亚非会议夭折；太平洋主义区域合作更加突显经济贸易和发展援助等功能性合作；东南亚区域主义逐步形成独立的区域意识，并催生了东南亚次区域合作进程。由此，东南亚区域合作进入“分化重组”的新阶段。 东南亚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和马菲印联盟(又译马菲印多，Maphilindo)的创建是“分化重组”的最重要成果。东南亚联盟源自泰国、马来亚和菲律宾三国的东南亚区域主义动议。1961年7月，三国发表《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决定创建东南亚联盟。作为东南亚本地首个区域政府间组织，东南亚联盟持续聚焦于东南亚区域内部事务，为东南亚联合开创了一个重要先例。正如《曼谷宣言》所称，该组织是致力于推动东南亚深化经济和社会的共同行动的新开始，是东南亚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组织。(35)1966年8月，东南亚联盟召开了第三次外长会议，就外部金融援助、经济合作和技术援助达成一系列联合计划。(36)与此同时，东南亚联盟发布《曼谷和平倡议》(Bangkok Peace Appeal)，呼吁承认越南战争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并因此赋予该联盟深刻的政治意义。(37) 马菲印联盟是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创建的东南亚本地首个区域安全组织。1963年6月，马菲印三国首届外长会议在马尼拉签署《马尼拉协议》(Manila Accord)，正式启动该联盟。根据《马尼拉协议》，马菲印联盟的目标是保持三国及其邻国间的持续和平、进步和繁荣，并在处理安全、稳定、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问题上达成相互理解与合作。(38)当年7月31日至8月5日，三国在马尼拉召开了首届政府首脑会议并签署《马尼拉宣言》(Manila Declaration)等文件，确定了该联盟运行的规范框架和组织结构。(39)截至1965年，马菲印联盟三国共举行了三次外长会议和三次政府首脑会议。后因受到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间的领土争端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反对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致命影响，该联盟未能真正有效运行。1967年8月，随着东盟的成立，马菲印联盟与东南亚联盟一起并入统一的东盟组织。(40) 东南亚区域合作“分化重组”的另一个重大成果是太平洋主义的区域合作日益功能化，“发展导向”的“科伦坡计划”持续拓展、“军事导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则走向衰落。“科伦坡计划”的拓展主要体现为成员的增加和新项目的实施。截至1966年，“科伦坡计划”的成员国增至24个。(41)在新项目的实施上，截至1971年，“科伦坡计划”又延长了两期，投入资金不断增多、项目规模不断扩大。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英国、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国家还借助“科伦坡计划”启动了涵盖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南部下湄公河盆地的水资源开发计划。这是东南亚及整个亚洲首个区域发展国际合作项目。另外，在“科伦坡计划”框架内，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之间不断提供相互援助，为该计划的执行注入了“南南合作”的成分。(42)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衰落主要源于成员国间威胁认知和安全需求分歧的扩大。一方面，作为成员国，美国期望该组织能够服务于其在越南战争中的军事介入，但遭到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反对。另一方面，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等亚洲成员期望该组织能够介入他们与邻国及其内部的冲突，而作为成员的域外大国却不愿对此承担军事责任，美国更是担心赋予太多经济功能会使该组织失去作为军事工具应有的“刀锋”。即便如此，自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的1959年会议后，该组织的经济活动还是明显增多。(43)1965年5月和1967年7月，法国和英国相继退出其军事活动，东南亚条约组织陷入停滞。(44) 综上所述，1945年至1967年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的历史演进表明，对政治、经济和安全的基本需求促使东南亚国家参与到跨区域合作进程中，这一进程又反过来推动了其内部区域合作进程。而政治、经济和安全基本需求中的共性和多样性则决定了东南亚区域合作不同类型的兴衰、存续和演变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