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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是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之学术分支，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它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明清史学中近代(modern)性因素，近代(晚清民国)对明清史学的择受及其原因，明中叶后西方史学传入对中国史学的直接影响和改变，日本史学在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之间的解媒作用。由此四个方面，扩散至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的历史分期，史学范式、史观、对象和规范等方面的时代转移。此课题的研究难度在于必须兼顾“两段三方”，两段即鸦片战争前的明清和之后的近代，两个阶段既对立又彼此贯穿，三方即中、西、日，三方的史学彼此互动，共同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关 键 词：明清史学 近代转型 范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资助；2016年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史学与近代学术转型研究”(16JJD770037)。 作者简介：谢贵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明清史学近代转型是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一个学术分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此背景下，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也开始受到学人的关注。明清史学属于“前近代”史学，同时又与近代转型发生密切关系，因此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史学的转型，最明显的标志是清末民初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提出。“新史学”对传统的史学进行了全盘否定，呼吁像西方史学那样重视社会史、民族(群)史和进化史，否定中国古代皇帝家谱史和历史循环论。他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他又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①新史学对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的浪潮。然而，到了30年代，新史学运动便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沿着新史学的主张，继续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和清扫，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注入下，对所有的旧史学及其颂扬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进行批判，抛弃了英雄史观而大力赞颂群众史观；而另一种结果是激起了史学保守主义的反弹，掀起了排斥“西学”、保存国粹的思潮，国学和整理国故在民国时的大学里大行其道。不过，即使是国粹主义，也仍然受到新史学的正面影响，如提出国学不包括“君学”的主张。 然而，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系怎样，自清末、民国以迄于今，都未能完全厘清，仍有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和必要。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对本国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关系的探讨愿望更加迫切，这既关乎中国的文化自信，更是出自对史学转型实际历程实事求是探讨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史学界开始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特别是前近代的明清史学(鸦片战争以前)与近代史学(晚清-民国史学)之关系的研究。 一、明清史学转型研究综述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自梁启超“新史学”主张提出后，民国学者不少都有跟进。然而，从“史学转型”的角度进行研究，则始于“改革开放”以后。较早从事研究的人中，冯天瑜在《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中对其中的边疆史地之学作了研究，并特地指出是“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点出了其转型意义。②专门对明清史学(明初迄于鸦片战争)转型进行研究的，有胡文生的《前近代中国传统史学转型的历史考察》，将前近代(明嘉靖到清太平天国)的中国传统史学转型置于早期启蒙背景下，分析史学转型的内容、形式及其所蕴合的启蒙意义。③稍后，许苏民发表了系列论文《赵翼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王鸣盛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顾炎武与浙西史学》，指出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实证的浙西史学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还对赵翼“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的批判意识、全面揭露历代“正史”作伪事实的科学态度，对王鸣盛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和“考其典制之实”“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等“近代性因素”作了揭示。④ 同时，学者们对近代(晚清民国)史学的转型作了研究。张岂之等《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虽然没有使用转型概念，但已开始关注“新史学”为代表的近代史学方法与传统方法的区别与关联。⑤刘俐娜《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转型》关注晚清民国史学的转型历程，⑥后修改成《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⑦一书出版。叶建撰成《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1949)》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于2012年正式出版。⑧稍后他在《试析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著述与近代历史学的转型》一文中，对民国时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曹佐熙的《史学通论》、柳诒徵的《国史要义》、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刘咸炘的《治史绪论》、吴渊民的《史学通论》、吕瑞廷和赵澂璧的《新体中国历史·叙论》、汪荣宝的《史学概论》、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自序》中的史学理论中展示的史学近代转型作了探研。⑨ 除了综合性探讨外，还有学者分别对近代史家、史体和专史从转型角度进行了研究。卢毅的《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对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从学科体制方面致力于近代转型的作用作了肯定。舒习龙在《典志体勃兴影响近代史学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21日)中，指出受到高官和学者重视的典志体史书在史学转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陈永在《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2010年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中从专门史的角度探讨了史学的转型过程。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对近代史学(晚清民国)转型中的“新史学”和“新汉学”的关系予以探讨。王学典在《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中指出，中国现代史学同时循着两条不同路线发展而来。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新汉学”；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新史学”，两条路径从齐头并进变成此起彼伏。⑩杨念群在《“新典范”和“旧史学”的冲突与调适——对中国现当代史学变革的一个贯通性解释》中，指出民国初年的新史学主流，强调科学地无限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忽略对历史进行宏观或规律性的解释；而传统史家则坚持史学应该传承文化精神，洞悉“世变”走向与实施道德评判。(11) 上述研究，要么用近代理论直接分析明清(或称前近代)史学的近代因素及其价值，要么直接讨论“新史学”以来的近代史学的特点和意义，而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则有刘冬蕊的《章学诚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章学诚学术接受史初探》，他从接受史的角度探讨了章学诚史学在近代的复活及在转型中的作用。(12)刘开军的《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也从民国学人刘咸炘将章氏之学与鲁宾逊的新史学相提并论上重新阐释了章氏之学的近代价值。(13) 此外，胡成的论文集《近代转型与史学反思》，虽然名为史学转型研究，似只有《略论道咸时期的学术精神》等少数论文对传统史学本身的转型历程作研究，而《叙述转向与新旧能否两立》等文则是表达作者自己在史学转型中的一些治史主张，其他的则为一般性的史学论文。(14) 对明清史学转型的研究，应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明清史学与近代转型结合起来，既重视明清史学本身所具有的近代因素，也重视这些因素在民国时期被纳入新史学构建的过程。如此，方能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