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训诫活动到文献形式 两汉时期，我国的家训有了长足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家教”、“家约”、“家训”等名称，表明人们对教子传家的自觉；二是家训实现了由训诫活动到文献形式的发展。 或许是因为教诫者和教诫对象分处两地，无法耳提面命，当面训教；抑或是因为教诫者希望教诫对象郑重对待，永远记取，便采用手书或书信的形式。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就有《手敕太子》，其中既有自身痛彻的教训，又有对儿子的深切企盼；既有诸如尊长、力学之类适合社会各阶层的内容，也有帝王之家特有的教诫。而“手敕”二字则清楚地表明，这则家训是用“手”写的，不同于以往的“口”说家训。 两汉时期，以书信教子十分普遍，孔臧的《与子琳书》、刘向的《戒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张奂的《诫兄子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司马徽的《诫子书》等，便是其中的代表。 显然，以文献形式出现的家训，较之于一时的口头说教，有着更为持久的意义，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如果说训诫活动的家训是文献形式家训的基础，那么，以文献形式出现的家训则是训诫活动家训的升华，是同一内容在更高层次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