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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规范性家训到规范性家训 无论是先秦时期训诫活动的口头家训，还是两汉时期以书信为主体的文献形式家训，都有针对性强、目标明确、性质单一的特点。为什么要训诫，有具体的原因；怎样训诫，有具体的内容；甚至训诫的效力如何，也有具体的结果。一般来说，它们不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意义。只有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它们的价值才能凸显出来，才能被人们所理解，其意义总是与具体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笔者把这种针对一人一事的教诫称为非规范性家训，它既包括训诫活动的家训，也包括文献形式的家训。 六朝时期，我国的家训由非规范性家训发展为规范性家训，即是说，家训不再是针对一人一事的教诫，而是着眼于一个人的一生，为了一个家族的世世代代。这种变化的表面特征是由以前相对较短的“诫子书”发展为篇幅稍长的“家诫”，甚至是以专书形式呈现的“家训”。介绍非规范性的家训，犹如讲故事，具有完整的情节；而要介绍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规范性家训，则只能逐节展示，分篇论列。 《颜氏家训》被尊为“家训之祖”，成书于隋朝，但题署“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实际上，在它之前，不仅非规范性家训所在多有，而且规范性家训也已经非常普遍。对于《史记》所说的“任公家约”，学界有“任公的家约”和“任公全家人约定”两种读法，我们姑且搁置不论。汉代东方朔的《诫子》用整齐的韵语，讲述了一番“与物变化”、“随时之宜” 等为人处世的原则，已经不再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训教。进入魏晋以后，家训教导为人处世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如王肃的《家诫》、王昶的《家诫》、嵇康的《家诫》、李秉的《家诫》、杨椿的《诫子孙》、魏收的《枕中篇》、王褒的《幼训》等，不胜枚举。从唐宋时期起，家训出现了社会化现象，有影响的家训往往不再属于一家一姓，而属于全社会所共有。 与非规范性家训相比，规范性家训摆脱了动因直接、内容具体、针对性明确的局限，它不再只是针对一人一事，也不再局限于一时。从形式上说，它很少列举具有鉴戒性的事例，而往往以原则性的条文出现。明清时期，家谱中的家训编写非常注重文字形式，每一条均以有限的三五个字用作一段的标题，如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形式整齐，异常醒目，提纲挈领，既便于诵读，也便于记忆。这些条文往往是数代人生活经验和治家经验的总结，对后人的生活和治家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