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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技术被中国接受和再创造 如果没有吸收来自中国之外的很多新技术，中国文明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复杂程度。最显著的发明包括青铜技术、马车、小麦、大麦、马、牛、山羊/绵羊，都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中国与欧亚草原之间的交流可能通过北方与西北广大地区的多条路径进行，但直接的交流可能是通过北方边境的居民完成的，他们发挥了两地之间媒介的作用。 中国西南部与南亚之间在古代也通过一条不太为人所知的路线进行交流，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千纪的后半段。这条古代商路将四川——中间经过云南和缅甸——与印度连结起来，并进一步延伸到中亚和欧洲。这条商路上的货物包括四川和云南的纺织品、竹制品、盐以及来自南亚和中亚的子安贝、玻璃珠、玛瑙珠和其他贵重物品。这种交流可能在史前时期已经开始，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大量海贝就是例证。 在东南沿海遗址福建黄瓜山发现有属于北方作物的小麦种子，以当时的航海技术能走多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如果说在史前时期船只已经能够来往中日之间，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安志敏的研究，在日本已经出土了典型的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遗存，如玦、干栏建筑和稻作农具等。 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外来技术被中原居民创新性改造，并将它们纳入本土的社会政治与精神观念系统。因此，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了解由草原传入中国的独特文化因素有哪些，还有它们被接受的方式，以及它们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进入中国的新技术，到底是打包引进，还是单个而来，现在也不清楚。一旦为中国采纳，它们似乎就会逐渐广泛传播开来。在国家形成期，从二里头到商，几乎所有这些技术运用之密集与强度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外来驯化的动植物，如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和黄牛，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二里头和商逐渐成为常见之物，提供新的食物来源，使城市中心人口迅速增长，也促进了早期国家疆域的扩张。 其他一些外来技术，如冶金术、马和马车，似乎用于另外一种目的：制造和强化社会等级。但直到国家形成之前，这个功能并未成形。在中国北方各地，几个新石器晚期文化都在使用小件青铜工具（如刀）和装饰品，并未将它们纳入彰显社会等级的规范化符号系统。仅仅到了二里头时期，才开始铸造青铜礼器。通过仿造白陶酒器，青铜器与现行礼仪制度结合起来。同样，在晚商之前的数百年间，马匹在齐家文化是作为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消费的，只是到了殷墟王室贵族手里，才借用马和马车创造了一种新的地位标志。在接受和再创造的过程中，这些技术有助于中国早期文明产生新型的文化价值，开创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