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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形成共同的信仰体系 古代中国人主要依靠丰富的本地自然资源满足生业需求，但这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区域经济方式，需要辅之以积极的长途交换才能获得奢侈品和稀有原料，在史前时期和早期历史时期都是如此。贸易活动与礼仪行为密切相关，而礼仪行为常使用某些类型的贵重物品，特别是玉器和青铜器。这些礼仪形态有助于中国文明形成期在大范围内形成共同的信仰体系、祭祀方式和象征性符号组合。 在新石器时代，由礼仪活动和通过某些礼器表现的社群之间的关系，明显比较分散，同时不同的地方传统之间也有一种相互融合的趋势。这些过程有助于形成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并以艺术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随着中原地区早期王朝都城的建立，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转变，即贵重物品和资源作为贡品由周边地区流向政治中心。这种发展可能有助于创造出“中国”的概念，即中心国家，体现出中原地区的居民将他们的家园视为世界的中心。“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铜器“何尊”的铭文上，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在“中国”兴建成周的事件，“中国”即指伊洛河地区，但这个潜在的政治地理概念，可能在商王朝时期已经存在了。 复杂社会的兴衰 过去数十年来关于文明兴起的讨论很多，但近年来关于复杂社会和文明的崩溃这一新问题也赢得了较多关注。常见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气候论）是寻找气候变化与复杂社会系统剧变之间的时空对应联系，将环境恶化作为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另一种方法强调人类应对压力的应变能力（应变论），将社会看作一套机制，具有处理外部挑战的内在能力。社会变化是间断发生的，自然资本缓慢积累的过程会不时被突如其来的压力打断，并导致这些存留社会系统的重组。后一种见解颇受支持，很多案例研究表明，社会常常修正其行为，以应对眼前的危机，但很有可能的是，那些用来应对不断发生的短期危机的方法，可能并不能解决某些长期而严重的问题。我们相信，对于认识过去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两种方法都有价值。我们需要了解环境影响的程度，也需要估量社会应对外部挑战的策略，这些应对策略成败皆有可能。 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也发生过多起早期复杂社会兴衰的事件，例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突然表现为区域范围内考古物质文化的消失，人口骤降，而原因常常归结为气候变化、生态灾难或人类应对外部压力的失败。青铜时代的中国也经历过多起环境恶化事件，但并未导致崩溃的发生。例如二里头国家，是在气候波动期成为一个区域强权的，而这时候很多地方的人口在减少。二里头的兴起是应变理论很好的一个例证。首先，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在嵩山一带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这个选址策略能够抵御大规模的洪水，而很多低海拔地区的新石器聚落很可能正是被洪水摧毁的，特别是长江流域。其次，黄河中游的农业流行种植多种作物，包括粟、大豆、水稻、小麦等，这比其他地区种植水稻的单一农业体系更容易维持社会生存，一个政权采取多种农业形式也有助于规避作物歉收的风险。 根据地理信息系统（GIS）模式的分析结果，伊洛河流域二里头文化的人口，达到最大承载量的78%，超过了最佳比率。二里头人比以往生产更多的食物，但使用的仍然是之前龙山晚期的那些农业技术。二里头国家的统治者似乎有办法让更多的人更加努力地劳作。 中国具有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虽人口众多，族群复杂，却能凝聚一体。深深植根于古代的文化价值，使得中国文明能够世代相传。中国走向文明之路是一个长期、坎坷和复杂多样的历程。这个文明经历环境剧变的挑战、复杂社会的兴衰、社会冲突和政治纷争、出乎意料的社会转型和外来影响。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切知道“中国性”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也难以彻底了解古代“中国性”的一切详情，但通过足够丰富的考古资料，通过多学科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8000多年以来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片土地上的诸多小村落一步步转变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国。 （刘莉为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陈星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