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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新疆历史研究中五个重大问题——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屯垦戍边的历史定位——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同时文章还提出了学习、研究新疆历史的基点应是面对现实与未来的主张，认为这既是当代新疆现实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新疆；治理；民族；宗教；文化；屯垦 2002年因主持《新疆史鉴》的撰写，根据我对新疆历史的总体认识，写了一篇《新疆历史纵论》(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论及了4个问题：“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历史”，“认识新疆历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与未来”。其中“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是：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家园；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屯垦戍边的历史与现实，证明其必要性与合理性。《新疆史鉴》也是按上述5个基本问题立篇为：治理篇、民族篇、宗教演变篇、文化交融篇和屯垦戍边篇。 随着《新疆史鉴》写作的进展，对上述5个基本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现将思考的结论整理出来，以就教于同行专家和一切关心新疆历史的广大读者。 一、关于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 回顾新疆的历史，尤其是历代王朝对新疆实施有效治理的过程，尽管由于受到势力强弱等因素的影响，各王朝对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的管辖方式不同，但总的发展趋势是中央王朝对新疆的管理不断深化，新疆和内地的联系不断加强，由此新疆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1.从西域都护府到新疆建省的意义 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表明，西域在很早之前就和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秦汉之际兴起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匈奴开始将西域纳入到自己的管辖之下，设置僮仆都尉进行管理。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辽阔的西域被纳入到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自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到清朝设省而治，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经过了督统治理(西汉到隋)、羁縻治理(唐到明)、军府治理(清统一新疆至1884年)、建省治理(1884年以后)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既反映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新疆治理逐步强化的发展轨迹。 西域都护府的设置，标志着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被正式纳入到了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西域地区由此开始了和我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历程。融为一体的历程是曲折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政策受到了国力强弱及其他因素的严重制约而时有中断。和西汉相比，东汉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受到国力和统治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出现了“三绝三通”的波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陷入割据状态，对西域的治理主要还是限于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各王朝或政权，而且统治的程度也不及西汉时期那么深入具体。进入到隋唐时期之后，强大的隋唐王朝，尤其是唐王朝的出现，不仅重新将西域纳入到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且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及四镇等机构的设置使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在两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五代辽金两宋时期，中原地区又陷入割据状态，此时西域虽然也先后出现了喀喇汗王朝、于阗李氏王朝、高昌回鹘王朝、西辽王朝等割据政权，但这些政权和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没有中断，而是继续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这就为蒙元对西域的又一次统一和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王朝受国力的影响，对西域的治理相对较弱，但其后的清王朝却集历朝各代长期治理西域之大成，不仅在西域确立了以伊犁将军为首，众多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为辅的管理体制，而且积极推行具有中原地区特点的郡县管理方式，并最终在1884年将新疆纳入到了行省管理体制之下，新疆由此完成了和我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进程。 纵观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过程虽然充满着曲折，但总是在曲折中发展；二是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中不断深化。 2.各族人民及政治家的作用 新疆成为我国的重要部分是新疆和内地联系不断密切的必然结果，各民族人民以及历代的政治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各民族人民在历代王朝治理新疆过程中的作用是积极主动的，这也是新疆能够成为我国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原因之一。自西汉将西域纳入到有效管辖范围之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极大地增强了西域各民族的向心力，由此也促成了即使在中原地区陷入内乱或国力衰弱难以继续维持对西域治理的情况下，西域各民族也往往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来保持和中央王朝的密切联系。如东汉王朝刚刚建立，西域各国“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希望重新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而在东汉王朝的国力难以维持对西域的治理准备撤出时，疏勒都尉黎弇自刎以死挽留班超。尽管后类事例略显特殊，但类似前者主动和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谋求建立隶属关系的事例则很多，这无疑是各民族人民向心力的表现。这种向心力不仅为历朝各代治理西域提供了牢固的基础，而且也是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组成部分、新疆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历朝各代治理新疆的过程中，政治家的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西汉王朝的武帝、宣帝；唐王朝的太宗、高宗；清王朝的康熙帝、乾隆帝等，他们作为统一的中央王朝的统治者无疑对中央王朝统一和治理新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边疆大吏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汉代具有“凿空”之功的张骞、为西域都护府的设置立下大功的郑吉、和亲西汉的乌孙王、率领数十人完成统一西域大业的班超；清代平息动乱并收复伊犁的左宗棠、新疆建省后第一任巡抚刘锦棠等等，这些人或为中央王朝地方官吏，或为西域地方民族政权首领，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在立足民意的基础上，或开创性地密切了新疆和内地的联系，或妥善地执行有利于新疆稳定和发展的政策，或在中国处于割据状态下依然谋求保持和中原各王朝的关系，或为平息动乱、抵御外侮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政治家对于历代王朝治理新疆及促进新疆发展等诸多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割据与分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历代王朝治理新疆的过程中，与统一相对立的割据和分裂现象的存在，成为历代王朝治理新疆的制约因素，割据和分裂虽然都是历代王朝统一新疆的阻碍，但二者含义不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割”者，分割；“据”者，占据。“割据”，一般用来指称一个政权内部拥有武力的人武装占据部分地区，和整个政权形成对抗的状态。割据者的最终目的是夺取整个政权的统治权。“分”与“裂”含义大致相同，合在一起的政治含义是指使一个政权变成几部分，分裂者虽然也是和割据者一样，依靠武力占据部分地区，但其最终目的是从政权中分离出去。也就是说，割据政权和分裂政权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但二者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不同，前者的最终发展目标依然是统一，而后者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永久独立的政权。 在新疆的历史上，既存在着割据政权，也有分裂政权，但总体而言前者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后者则是在19世纪之后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因素。由于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特点以及中央王朝采取的以羁縻统治为主的治理方式，在新疆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众多政权。这些政权形成割据往往是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由于不满中央王朝的某些政策而起兵反抗，进而形成割据政权，如唐代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政权等；二是由于中原地区内乱，中央王朝缺失，通过内部兼并也会出现一些割据政权，诸如唐代初期的高昌，两宋的于阗李氏王朝、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西辽王朝，元代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等。但是，这些割据政权并没有以分裂中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是或希望通过割据来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或积极主动地和中原王朝保持政治联系，尽管有时这种政治联系仅限于名义上的附属关系，也尽量保持。无论是喀喇汗王朝以“中国汗”自居，还是于阗李氏王朝以唐王朝统治者后裔的身份出现，都是这种向心力的表现。进入19世纪下半叶之后，随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分裂中国为目的的分裂分子和国外势力相勾结，开始试图在新疆建立分裂政权，阴谋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因此新疆也出现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为代表的分裂政权。应该说，分裂是不得民心的，也是违背新疆历史发展潮流的，它为当今新疆稳定和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4.20世纪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一股浊流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虽然在19世纪末已经出现在新疆，但新疆分裂政权的出现却是在20世纪上半叶，1933年11月出现在新疆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这一思潮直接导致的结果。应该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现是在新疆军阀混战、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的特定时期偶发的一次分裂活动的产物，虽然其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其危害却是深远的。首先，“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现标志着分裂主义完成了从思想意识向实践活动的过渡，开创了建立分裂政权的先例；其次，在“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影响下，开创了煽动和利用宗教狂热达到分裂目的的先例；再次，在“泛突厥主义”思潮影响下，将一个民族的解放、复兴和发展建立在了对另一个民族的排斥和打击之上；最后，产生了分裂主义的“领袖”人物。也正是有了这一恶劣先例，分裂活动成为20世纪新疆稳定和发展进程中的一股浊流，40年代分裂分子一度窃取“三区革命”的领导权，宣称要成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50年代之后各种分裂组织相继出现，他们不仅通过篡改历史来混淆视听，利用宗教蛊惑人心，而且在新疆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动、骚乱、爆炸等恐怖活动，并且和境外的敌对势力相勾结，实施“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已经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形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这种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即是这一政策具体实施的结果。为了加快新疆的发展，在世纪之交，我国政府又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民族地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会彻底改变新疆落后的社会状况，新型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将不断发展，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疆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因而坚定不移地与分裂主义势力进行斗争是新疆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二、关于新疆是各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 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世居民族。这种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果，因而对历史上新疆的民族分布、发展、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总结，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 多民族聚居是新疆历史上民族分布的显著特点。史前在今新疆境内活动的古人类既有欧罗巴人种，也有蒙古人种，同时还存在着两类人种的混合型，这一方面反映着这一时期新疆已经不是单一人种的聚居地，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人种之间的融合早已存在。史前时期新疆在人种分布上的这一特点，既是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为其后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汉代新疆的民族分布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多样性，北疆游牧地区、塔里木盆地周缘和天山谷地的城邦之国广泛分布着众多不同民族成分；二是融合性，伴随着屯田的展开，大量的汉人进入到新疆地区，为新疆的民族构成增加了新的成分。在汉代多民族分布的基础上，经过民族之间的融合和迁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不仅又增加了鲜卑、柔然、高车、嚈哒、悦般、吐谷浑等新的民族成分，而且民族之间的融合也频繁发生，兴起于新疆东部的高昌政权即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政权。隋唐时期，迁入与融合依然是新疆民族分布的主要特点，汉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等不断迁入新疆，一方面使新疆的民族成分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为其后中亚地区居民的突厥化、新疆南部地区居民的回鹘化等新型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宋辽金元时期，新疆的民族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先是西迁的回鹘在新疆建立了数个政权，吐蕃势力退出新疆，契丹人进入新疆建立了西辽政权，促成了新疆民族分布和政治格局的变化；蒙古族兴起之后实现了对新疆及中亚地区的统治，新疆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民族迁徙浪潮。明清两代是新疆民族分布格局的确立时期，一方面满、锡伯等民族迁入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众多现代民族开始形成。15～16世纪，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等多方面的统一，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的众多民族逐步融合为维吾尔族，与此同时，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也最终完成了形成过程，其后由于屯田的发展以及治理的需要，大量的汉族、满族、锡伯族、达斡尔族、蒙古族等民族纷纷迁入新疆，由此奠定了新疆13个世居民族聚居的格局。 多民族聚居的历史发展轨迹，一方面说明了新疆民族迁徙频繁，今天的多民族聚居格局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迁徙、融合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今天13个世居民族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迁徙、融合的结果。 2.发展、演变的四个阶段 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形成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史前时期是新疆多种族共居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尚未形成现代意义的民族，但不同人种的分布已经为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汉唐是新疆民族迁徙和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已经形成，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并不是简单的存在，而是在相互之间不断融合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宋辽金元为新疆各民族进一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是现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确立的奠基，众多新民族的迁入，尤其是回鹘的迁入，促进了新疆现代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明清为新疆多民族共存格局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今天新疆的13个世居民族不仅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中形成，而且相互之间结成了密切的关系，共同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值得指出的是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互补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一个客观规律。 新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互补可以在诸多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南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绿洲经济和北疆游牧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而地处欧亚大陆通道又使各民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个站点，频繁通过这些站点的人员和物资一方面连接起了欧亚大陆，另一方面则将各民族凝聚为一个整体。其次是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促成了各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诸如隋唐时期的高昌，宋辽金元时期的于阗李氏王朝、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西辽王朝，元代的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等，无一不是在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流和融合中出现的多民族联合政权，而许多现在的民族，诸如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俄罗斯等，也多是在历史上众多不同民族之间迁徙和融合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是新民族的不断迁入一方面推动了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发展，促成了新民族的诞生，诸如回鹘的西迁为现代维吾尔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对稳定新疆的局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为各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诸如汉唐时期汉族的屯田戍边、清代满族、锡伯族、蒙古族的西迁等，都是当时新疆社会稳定所必需的。四是新疆的众多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都为新疆的发展以及丝绸之路的兴盛做出了突出贡献，共同创造了灿烂的西域文明。正因为有了这些互补和融合，才使得新疆各民族之间结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并在近代抵御外强入侵的情况下结成牢固的整体。 3.民族关系中存在和好交往，也有冲突战争 从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发展和演变看，各民族之间的和好交往是新疆民族关系的主流，但不可否认，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也是存在的，这是在阶级社会里民族之间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关系受阶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阶级社会的民族关系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各民族统治阶级把持和利用本民族的名义，同异民族发生相互关系，表现为民族间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文化歧视，甚至社会排斥；另一方面则是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各被统治民族人民出于阶级利益的一致，而表现出来的以反抗各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追求平等和有利于生产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好相处、经济文化交流而共同进行的的斗争。民族之间压迫、剥削和歧视的存在是导致民族之间冲突战争的主要原因，新疆也不例外。在新疆民族关系史上，既有新疆各民族反抗历代王朝、割据政权统治者压迫而引起的冲突，也存在着历代王朝、割据政权统治者利用其他民族的力量镇压反抗或扩张势力的战争。应该说，这些冲突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危害，但同时这些冲突战争也是各民族形成关系的重要途径。一些民族在冲突战争中消亡了或迁出了新疆，但消失的民族或迁出民族的遗留部分却成为了其他民族的成员，或与其他民族融合而形成了新的民族，而有些民族则随着冲突战争所带来的全疆或局部地区的统一，逐渐融合了辖境内其他民族成员，进而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如伴随着回鹘的西迁及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朝的创建，回鹘人逐渐融合了塔里木盆地周缘的众多民族，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维吾尔族。也就是说，尽管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存在冲突战争，但总的趋势却是在这些交往和冲突中各民族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的血肉联系。 4.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得到升华 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并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新疆由于地处边疆，长期处于自然状态的多民族聚居格局发展历程不仅被中断了，而且各民族人民更是备受列强的欺压和凌辱。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血肉关系已经将新疆各民族凝聚为一个牢固的整体，因而面对外敌入侵，共同的命运将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奋起反抗。塔城各民族人民在徐天尧等人率领下进行的火烧沙俄贸易圈的行动；伊犁各民族人民为保卫伊犁而进行的各种抗争；南疆各族人民对中亚浩罕支持下阿古柏入侵的英勇抵抗；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人民为抵御英俄入侵帕米尔高原而进行的抗争等等，这些壮举充分说明在外敌入侵面前，为保卫共同的家园，新疆各民族多元一体观念得到了空前加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地处西陲的新疆各民族人民的抗战热情更是空前高涨，不仅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动员全疆人民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而且新疆地区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众多援华物资通过新疆运入内地，中苏两国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建立的航空教导队和飞机制造厂，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航空人员，也提供了大量飞机，有力支援了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新疆各民族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更说明了在国家危难面前，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国家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抗日战争期间，维吾尔族年轻诗人黎•穆塔里甫所写的如下诗句即是这种国家观念升华的最好表现：今后，让我们中国，/要雪恨，/要复仇，/要英勇地战斗！/要保卫，/要解放，/比我们生命还要宝贵的祖国！① 三、关于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 和多民族分布的格局一样，有史以来新疆也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回顾新疆的宗教发展史，不仅有助于人们确立一个正确的宗教观，也有利于制定科学的宗教政策，协调和处理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 1.宗教文化作为大文化概念，宗教文化的存在、演变与多种宗教文化的交融，有助于文化的发展、繁荣，反之，则会造成文化的衰败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又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也是至今依然存在并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客观现实。说宗教是文化现象，主要在于一方面宗教本身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宗教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进而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多种宗教文化的存在、演变及相互交融，有助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反之，则会造成文化的衰败。 在新疆历史上，曾经有着众多不同的宗教，原始宗教、萨满教、祅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先后在新疆传播。新疆历史上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是由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分布的特点决定的。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是古代联结欧亚大陆的主要通道和枢纽，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传播和交汇的地区，不同的宗教往往在这里交汇，之后再传播到内地或其他地区。民族是宗教文化的载体，但由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因而宗教的分布和民族或民族政权的分布存在密切关系，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由此也导致了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也正是因为有了多宗教并存的状况，历史上的新疆文化呈现出绚丽夺目的色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个别时期由于割据政权奉行单一宗教的政策为新疆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诸如在喀喇汗王朝时期，由于统治者极力推行伊斯兰教，与信奉佛教并是当时西域佛教中心的于阗展开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冲突和战争，战争不仅造成了于阗文化的急剧衰败，而且也对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和难以估量的损失。当然，由于统治者推行单一宗教政策而给新疆文化带来的严重破坏并不是新疆文化发展史的主流，主流依然是多种宗教的并存和交融，这也是新疆文化得以灿烂的主要原因之一。 2.新疆地区宗教演变和发展的阶段 新疆地区宗教的演变和发展历史大致经过了四个不同的阶段：从原始宗教到多种宗教并存时期、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佛教和伊斯兰教同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以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导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 原始宗教是宗教最初的形态，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新疆的原始居民也信仰原始宗教，新疆的远古居民不仅崇拜太阳，而且也崇拜动植物，正是这些崇拜构成了新疆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并最终导致了萨满教的形成。但是，值得说明的是，原始宗教自产生起就已经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诸如游牧民族对狼的崇拜，农业民族则崇拜老鼠；各个部落对图腾的崇拜更是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其后，祅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纷纷传入新疆地区，新疆进入了多种宗教并存的状态。魏晋南北朝初期，由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日益兴盛，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但道教、祅教、景教等也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新疆由此进入了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新疆，但仅是在喀喇汗王朝境内传播，并与以佛教为主要信仰的于阗李氏王朝、高昌回鹘王国形成鼎立之势，新疆的宗教开始进入佛教和伊斯兰教同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新疆以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导的多宗教并存格局形成。公元16世纪初，在伊斯兰圣战的行动下，新疆佛教势力从哈密退出，标志着伊斯兰教自公元10世纪传入，经过6个世纪的扩展，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但这种局面并未能维持很长时间。16世纪末，游牧于蒙古草原西部的卫拉特(准噶尔)蒙古人西迁进入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在民族分布上形成“南回北准”的格局。卫拉特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很快遍布天山以北，与占据天山以南的伊斯兰教平分秋色，形成“南伊北佛(藏)”的格局。这一时期与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并存的还有道教，另有新传入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 自古以来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状况，决定了新疆历史上和今天多宗教并存的格局。在多宗教并存的历史中既有政教分离、和平共处的一面；也有长期对峙角逐，甚至有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宗教战争”。后者的背景是世俗政权出于借助宗教维护其统治和扩展政治势力的目的，实行政教合一，采取宗教“圣战”，在扩张政治势力的同时，相应的宗教的信仰也随之推向更为广泛的地域。 3.伊斯兰教从来都不是新疆地区唯一的宗教，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从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历史可以看出，伊斯兰教从来都不是新疆地区唯一的宗教，而且伊斯兰教最初在向新疆传播的过程中屡屡受挫，最终得以传入是当时新疆特定的政治环境导致的结果。 7世纪后期，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对中亚的征服，中亚地区相继出现了几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政权，但信仰伊斯兰教的萨曼王朝向喀喇汗王朝发动的“圣战”屡屡遭到惨败，一方面说明当时伊斯兰教向新疆的传播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新疆政治势力并不欢迎伊斯兰教的传入，由此导致了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比内地都晚了两个多世纪。9世纪后期，萨曼王朝发生内讧，在内讧中失败的王子纳斯尔•本•曼苏尔逃入喀喇汗王朝，而一向仇视萨曼王朝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者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为利用曼苏尔报复萨曼王朝，对其采取了支持政策，并同意曼苏尔在阿图什修建清真寺，伊斯兰教由此才得以传入新疆。伊斯兰教传入喀喇汗王朝境内之后，萨图克•布格拉汗试图利用伊斯兰教的势力推翻其叔父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的统治，因而不仅自己信仰伊斯兰教，而且在最终夺取喀喇汗王朝的统治权之后开始奉行单一宗教的政策，由此导致了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广泛传播。在其后传播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也是充分利用了割据政权的政治需要，如秃黑鲁帖木儿汗为利用伊斯兰教势力加强内部统治的需要，与额什丁和卓家族实现了联合，而这一联合不仅导致了察合台汗国境内以蒙古人为主的居民纷纷接受伊斯兰教，而且在新疆开始出现以和卓家族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喀喇汗王朝对外政治斗争的需要是导致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主要原因，而喀喇汗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又为伊斯兰教更广泛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时机，其后和割据势力的结合成为伊斯兰教在新疆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 4.宗教与世俗权力分离是新疆稳定的基础 由于宗教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历代王朝，包括新疆境内的各种割据势力都想利用宗教势力来加强自己的统治，这是新疆宗教并存格局不断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说，宗教势力和历代王朝，包括新疆境内的各种割据势力的结合对于新疆的稳定也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是宗教势力的过度发展往往也会为新疆的稳定带来严重危害，诸如佛教势力的过度发展不仅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产，而且频繁且大规模的宗教活动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也是佛教在隋唐之后呈现衰败的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宗教与世俗权力的结合使一些宗教势力出现了干预政治乃至控制世俗权力的情况，成为危害新疆稳定的一大乱源，和卓势力的兴起即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额什丁和卓家族和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的结合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但同时也促成了额什丁和卓家族势力的不断壮大。和卓家族不仅得到了天山南路伊斯兰教教长的地位，世袭罔替，而且也获得了可以收取宗教课税等经济特权。势力不断壮大的和卓家族逐渐不再满足于已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开始干预汗国的朝政，不仅插手大臣的任免，而且一度逼迫歪思汗退位，由此导致了汗国的内乱。额什丁和卓家族衰落之后，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家族继而兴起，其后不同的和卓家族势力在新疆依附不同的势力展开了长期的权势争夺，不仅导致了政治局势的不断恶化，而且经常引起战争，严重影响着新疆的稳定。迄至清王朝统一新疆之后，为稳定新疆局势，清王朝采取了政教分离的政策，使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干预处于非法地位，宗教势力对新疆稳定的影响才逐渐减弱，新疆也由此有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和发展。这一史实说明，只有宗教与世俗权力分离才能带来新疆的稳定，新疆的发展才会有宽松的政治环境。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清王朝的政教分离政策虽然杜绝了宗教势力与世俗权力的结合，但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传入新疆后，由于宗教所具有的特殊影响以及新疆的宗教分布格局，一些分裂势力开始利用伊斯兰教不断进行分裂活动，又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让人们正确认识新疆宗教的演变历史，肃清“泛伊斯兰主义”和分裂思想在新疆的流毒和影响是当前新疆宗教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 四、关于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 综观新疆文化的发展史，多种文化的并存、交融与互补是其显著的特色。 1.新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 新疆文化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多元文化的汇聚、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多元文化的融合、多元文化并存格局的确立四个阶段。 早在3000年以前，南疆的绿洲和北疆的草原使新疆文化在形成时期即呈现出以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为主的多元特色。现有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已经证明，这些文化是最早活动在新疆地区的塞人、羌人创造的。这种多元文化的汇集，为新疆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奠定了基础。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新疆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阶段，以高昌、鄯善、于阗等文化为代表的绿洲文明凝聚了当地、中原和南亚及中亚乃至欧洲众多的文化因素，使新疆文化在多元中得到发展；在北疆地区，乌孙、匈奴、嚈哒、柔然、突厥等游牧文化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相互影响，使北疆文化在游牧文化状态下也呈现出多元的特色；而随着更多的汉人和吐蕃人的进入，中原文化和吐蕃文化也成为新疆文化的主要构成因素，使新疆文化在众多文化因素的交融中更加绚丽夺目，不断发展。宋至明时期，新疆文化依然呈现多元的特点，一方面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先后进入新疆，为新疆文化带来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不同的文化开始在这里汇集、融合；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并在传播的过程中对新疆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最终随着维吾尔等民族的形成使新疆文化具有了鲜明的伊斯兰特色。清代是新疆多元文化并存格局的确立阶段，以绿洲维吾尔文化、草原卫拉特文化、满汉文化为主体，包括众多其他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最终确立。 2.多民族的共存是产生多元文化的前提 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得益于新疆历史上多民族共存格局的不断演变和相互影响，这种多民族的共存格局是新疆多元文化产生的前提。 新疆的早期文化是由塞人、羌人创造的，而依据学者对古人类遗骨的研究，史前新疆古人类具有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及两类人种的混合型三个不同的类型，这反映着新疆的古老居民已经有了多元的特征，由此也决定了史前新疆文化的多元特点。进入汉代以后，众多绿洲城邦民族的分布使南疆地区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绿洲文化，而随着中原汉族的迁入和印度犍陀罗文化的传入，南疆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东西文化交融为特点的高昌文化圈和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于阗—龟兹文化圈，以及两种文化体制并行的鄯善文化圈。北疆则由于乌孙、匈奴、嚈哒、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存在和迁入，文化尽管具有一般游牧文化的特征，但由于这些不同民族的存在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这一时期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所导致的多元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因为汉唐时期大量汉人和吐蕃人的迁入而更加丰富多彩。唐代以后，回鹘人的西迁和伊斯兰教的传入虽然导致了南疆地区文化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多元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融合的趋势，但由于多民族的并存，尤其是契丹、蒙古等民族的迁入，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并没有消失。进入清代，新疆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基本确立，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世居民族的并存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新疆文化依然具有多元的特征。因此，多民族的共存是新疆文化呈现多元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3.交流与互补中汉文化、伊斯兰特色的维吾尔文化以及集游牧文化之大成的卫拉特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 多民族的存在和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结合部不仅决定了新疆文化的多元特点，而且也决定了多种文化的交流与互补是新疆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在这种交流和互补中汉文化、伊斯兰特色的维吾尔文化以及集游牧文化之大成的卫拉特文化是新疆多元文化的主流。 汉文化是较早进入新疆的文化之一。《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先秦典籍记载了在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即有交往。西汉统一西域之后，伴随着大量汉人进入西域，汉文化不仅传入西域，而且对西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凿井技术、礼仪制度、语言文字、书籍等在西域的传播，使汉文化一方面成为西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对其他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昌文化的兴起即是明显的例证。进入唐代，汉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不仅更加明显，而且也成为了西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之一，大量的汉文文书的发现以及史书的记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宋代之后，虽然突厥化、伊斯兰化成为新疆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但汉文化的因素也并没有消失，表明汉文化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清王朝统一新疆之后，随着汉人的又一次大量迁入，汉文化在新疆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最终得以确立，成为新疆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伊斯兰特色的维吾尔文化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和维吾尔民族的形成而形成的。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为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朝辖有，由于操突厥语族语言诸族居民占多数，这一地区居民的回鹘化成为一种趋势，伊斯兰教传入并取得了主导宗教的地位，至15～16世纪，伴随着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具有鲜明伊斯兰特色的文化也最终成为新疆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蒙古文化进入新疆是随着蒙古汗国对新疆的征服开始的，虽然元朝灭亡之后察合台、叶尔羌等汗国的蒙古人融入到了维吾尔族之中，但具有蒙古文化特点的卫拉特文化因其在明清时期对新疆历史的影响而成为新疆文化主体之一。卫拉特是明末清初准噶尔、杜尔伯克、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的合称，卫拉特蒙古和在清代迁入的察哈尔蒙古构成新疆蒙古族的主体。卫拉特蒙古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文字——初为回鹘式蒙古文，后为托忒蒙古文，经济则以游牧为特点，是集游牧文化之大成者，卫拉特蒙古文化不仅为新疆文化增加了新的内涵，而且成为新疆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4.文化交融才能促使文化繁荣，文化排斥只能造成文化衰败 回顾新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最值得总结的是新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同文化交融的结果，这也是新疆文化之所以灿烂夺目的重要原因。 文化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是导致文化出现差异的主要因素。应该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的地理环境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无先进与落后、优与劣之分。诸如北疆地区的以游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是众多游牧民族创造的，这种文化和北疆适宜牧业生产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完美的结合；而南疆地区的众多绿洲则适宜农业生产，因而生活在这里的众多民族则创造了绿洲文化。文化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文化的发展却需要借鉴乃至吸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深化对自然界的认识，增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进而促进文化的发展。高昌文化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吸纳了游牧文化因素而形成并繁荣起来的；维吾尔文化不仅传承了回鹘文化、融合了塔里木盆地原有的一些文化，而且吸收了众多伊斯兰文化的成分，是在多种文化的交融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然，在新疆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我们也可以找到因文化排斥所导致的文化衰败乃至消失的现象，诸如于阗文化就是在喀喇汗王朝积极奉行单一文化政策，对佛教文化进行排斥，进而发动对于阗的宗教战争中毁灭的。 总之，新疆文化是由众多具有不同特点的民族文化构成的，这些民族文化本身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承认这些差异，并积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一方面是新疆文化整体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政治认同的基础与前提。 五、关于屯垦戍边的历史定位 屯垦戍边是历代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历代王朝屯垦戍边活动的回顾与总结不仅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屯垦戍边是中国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极富中国特色，实践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屯垦戍边早在秦代即是秦王朝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先后在岭南和河套地区移民屯垦戍边，其规模前者是50万人，后者则是设置44县进行安置，为维护边疆安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史书载“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衅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②即是对这一政策实施效果的记载。正是看到了秦王朝移民实边所取得的效果，进入汉代之后，屯垦戍边成为汉王朝治边政策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汉代的屯垦广布于西北、北疆、东北等地区，一方面为汉王朝解决了军队的补给问题，另一方面也为维持边疆稳定保持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对于边疆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赵充国利用屯垦顺利平息西羌反叛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③有了秦汉两朝的成功经验，汉代之后的各王朝，包括众多割据政权都将屯垦戍边作为其治理边疆的重要政策。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更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尤其是清朝，不仅将屯垦戍边作为治边的主要政策，而且将屯垦的形式由军屯为主发展为民屯、遣屯、旗屯、回屯等多种形式，不仅使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政策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而且对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新疆屯田三个阶段的划分，反映出一个普遍的规律 通观历代王朝西域屯田的兴衰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举凡在西域实施稳固统治者，其在西域的屯田也都卓有成效；反之，举凡西域屯田成效显著者，其在西域的统治也多牢固，二者相辅相成，联系密切，互成因果。从历代王朝西域屯田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西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三朝时期是西域屯田的大发展时期，而且代表着西域屯田事业三个发展阶段的最高水平，其在西域的统治也相对稳固，其他王朝则是在这三个王朝的基础上效果逐减，甚至一无建树，其在西域的统治多充满着挫折，甚至是被迫放弃了对西域的统治。从史书的记载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各王朝国力的强弱、西域政策的进取与否，以及西域屯田事业的发展程度。西汉、唐、清三王朝在立国之初都普遍面临着来自于北疆或西北疆的重大威胁，而强大的国力又为这些王朝解决这些威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这些王朝都将对西域的统一和统治作为解决威胁的当务之急，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政策。在积极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这些王朝又都将屯田作为统一和统治西域的重要措施而加以实施，不仅克服了西域远离中原补给困难的弊端，使西域地区一直保持着一支足以巩固其统治的军事力量，而且这些驻军因为屯田的开展也不会给当地各民族增加负担，同时大量民屯人员的进疆也改变了西域地区的民族构成，更加有利于实施对西域的治理。与这三个王朝相比，其他王朝则没能有效地发挥屯田在西域统治中的作用，而多是以西域远离中原、补给困难作为其缺乏进取性西域政策的理由。关于这一点，从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东汉王朝建立之初，西域诸国皆遣使者请求派遣西域都护，这本来是一个有利于东汉王朝统一西域的极好时机，但光武帝刘秀却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为由而加以拒绝。孝明帝时期，出于对匈奴用兵的需要，东汉王朝虽然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但又陷入了“三绝三通”的怪圈，其中主张放弃西域的理由之一即是“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不愿意“弃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④。从西域屯田发展的情况看，这种理由根本就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只要积极地发展屯田事业，这些弊端都是可以克服的，东汉班超在的西域第二次统一活动，以及唐王朝后期吐蕃隔断西域和中原的联系后，而坚守西域的将士依靠屯田仍然能够抵抗吐蕃数十年之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我国历代王朝西域屯田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边疆屯田是实施统一、治理的积极有效的措施，而边疆屯田及其所带来的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则更加巩固了历代王朝对边疆的治理。 3.新疆屯垦戍边的特点 历代王朝在西域屯垦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六点： 一是时间长。西汉在西域屯垦113年，东汉在西域屯垦128年，魏晋两朝在西域屯垦共96年，十六国和北朝各代在西域屯垦时间较短，隋朝在西域屯垦时间只有10年，唐朝在西域屯垦有160多年，五代和宋明两朝在西域没有屯垦，元朝在西域屯垦只有20年，而清朝在西域屯垦，从1716年开始，到1911年清朝崩溃，共经历了195年，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域屯垦时间最长的朝代。 二是范围广。清朝在西域的屯垦，东起哈密的塔勒纳沁，西到喀什噶尔，南抵和田的昆仑山北麓，北到额尔齐斯河以北的阿尔泰。24个屯区，分布面广。其中天山以北有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精河、伊犁、塔尔巴哈台和阿尔泰等14大垦区；天山以南有哈密、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巴尔楚克、喀什噶尔、叶尔羌与和田10大垦区。它们遍布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缘。 三是人数多。西汉在西域屯军有2万余人，东汉的屯军有5000人，魏晋十六国和北朝时的屯军2000余人，元朝在西域的屯垦军民达5.7万余人，五代和宋明两朝，因没有屯垦故无屯军。清朝前期在西域屯丁共有12.67万人。 四是种类全。清朝以前在西域的屯田，主要是军屯。两汉时期，以军屯为主，只有少量的民屯和犯屯。魏晋时期，以军屯为主，其次是民屯；隋朝时，主要是军屯，其次有犯屯；唐朝时，以军屯为主，其次有民屯和犯屯；元初时，主要是军屯，其次是民屯。清朝在西域的屯田，不仅兴办了军屯、民屯和犯屯，而且增加了历史上所未有的旗屯、商屯和回屯。各种屯垦的规模，也都超过以往各代在西域的屯垦。 五是民屯为主。清朝以前，各朝在西域的屯田，主要是军屯，屯垦的主力都是从内地调往西域的边防军。清朝在西域屯垦的骨干和核心，也是在西域戍边的军队，但清朝在西域屯垦的主力，不是军队，而是各族民众。清朝军屯只为民屯扫清了道路，创造了条件，后来部分军屯转成民屯，民屯成了西域最主要的屯田形式。 六是各朝的战略重点决定屯垦的区域。西汉以来，历代在西域的屯垦，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各绿洲，天山以北地区屯垦很少，如唐朝，11个大垦区中，天山以南占了6个，当时三大屯垦中心中，龟兹、西州都分布在天山以南。由于历代政府长期集中在天山以南地区屯垦，更强化了新疆南农北牧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清朝开始重在天山以北屯垦，这是由清朝政府统一西域的战略大局决定的。清朝政府在天山以北长期布防军队，这批驻防大军需要大量军粮，因此清朝政府把屯垦重点放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也就是自然而合理的选择。 纵观两千余年新疆屯垦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屯垦兴，则边境宁，西域兴；屯垦衰，则西域乱，外患内忧，民不聊生。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屯田是千古之策，这是古人对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历史思考，是治国安邦之千古名言。 以上是学习新疆史的个人思考与断想，新疆史的学习仍在继续，故已有的思考和断想还将深化，新的思考和断想也会产生，即所谓学无止境、思无穷尽。我想申言的是，我学习新疆历史进行思考研究的基点是面对现实与未来。最后，我想用我在《新疆历史纵论》结尾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和未来，首先是当代新疆的现实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宗教汇集的地区，维护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本来就面临着许多困难，而且还要在这基础上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所面临的困难自然更多。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积极发展新疆经济的其他政策，新疆的经济社会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疆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分裂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是新疆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从目前新疆分裂势力的情况看，其分裂思想、活动方式以及目的都和历史上新疆的分裂活动有着先后相继的关系，而且为达到其分裂新疆的目的，分裂势力对新疆的历史也大肆歪曲和篡改，以蒙蔽广大群众。如何维护多民族、多宗教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如何打击分裂势力的活动，以及在新形势下如何促进新疆的快速发展等等，这都是当代新疆的现实为新疆历史的研究提出的重大课题，都是需要新疆历史的研究者来回答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对新疆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历代王朝治理新疆政策成败得失的研究，可以为现代新疆的发展提供借鉴，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现代的新疆，将现代新疆也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使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服务于未来；另一方面，正确地阐述新疆的历史，以驳斥分裂势力对新疆历史的歪曲和篡改，也需要新疆历史的研究者关注新疆的现实。 “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和未来，也是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的需要。以往了解现状是为了研究历史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使历史研究的价值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而现在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边疆研究包括新疆历史研究的兴起应该说是和当时我们所面临的边疆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关注现状也是新疆历史研究的传统，只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学者们对现状的关注程度被削弱了，研究的重点也因之转到了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学科和发展都迎来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包括新疆历史的研究要想发展就需要面对现实和未来，因为只有关注现状、面对未来，我们的研究领域才能不断扩大，研究的成果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其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注释： ①《黎•穆塔里甫诗选》。 ②《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③参见《汉书》卷69《赵充国传》。 ④《后汉书》卷48《杨终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