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１９９５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考古科技中心。１０年过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考古研究所的重点扶持下，在全国考古学界相关单位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过中心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中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门类比较齐全、与田野考古密切结合的科技考古研究实体，拥有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食性分析、物质结构和成分分析、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文物保护与修复、考古绘图和考古照相等１２个研究和技术部门。在《科技考古》第一辑中的文章及附录１和附录２，汇集了中心全体同志１０年的科研工作和技术工作成果，全面显示出他们从多个方面拓展了科技考古这门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值此中心成立１０周年和《科技考古》第一辑出版之际，中心盛情邀请１１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１１位考古学家（包括与考古科技中心关系密切的先生们）围绕科技考古进行笔谈。各位先生欣然命笔，提出了一系列纲领性、创新性和建设性的看法。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仅选择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以飨读者（以姓氏笔画为序）。全文请看《科技考古》第一辑的笔谈部分。 中科院院士寄语 干福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国，蕴藏了大量的遗物、遗址和各种遗产，详细地和科学地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对说明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野外发掘、文史考证等仍然是考古中的重要方面，但是发展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科学地发现、鉴验和保护以及科学地分析研究今后将愈来愈重要，可以使我们能正确地和详细地说明各类出土遗物和遗址的来源、质地以及相关的工艺技术条件等，更科学地发掘它们的内涵。愿我国考古、文物界和自然科学界更紧密合作，推动我国科技考古研究的发展。 刘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国，地质工作和考古学的互相结合源远流长自不待言。特别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环境问题逐渐引起地质工作者的注意。环境地质学的研究促进了第四纪地质学向近代发展。到２１世纪初，荷兰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Ｐ·克鲁岑（ＣＲＵＴＺＥＮ）提出“人类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作为地质学时代系统中最新的一个分期的概念。他把１７８６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作为人类活动干涉自然环境和改变自然环境，成为一项地质营力的表征。后来Ｗ·Ｆ·拉迪曼（ＲＵＤＤＩＭＡＮ）提出：农业的开始大约在１万年前左右，他把相当于地质上的全新世作为人类世的开始。这是一项由化学家提出的地质学课题，最恰当的是由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共同来解决。这是一个地质学与考古学合作的新时期。学科之间的融合是科学发展的趋势。要提高地质工作能够为考古学服务，或者说能够为考古学所接受，从而达到融合的目的，地质工作者除了努力做好自己的研究外，要虚心地、认真地向考古工作者学习。 刘嘉麒：（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文物古迹是人类历史最真实的记录，是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它为研究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最丰富最宝贵的材料，给人类文明以无限的启迪。以文物古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几乎涉及人类的整个文明，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艺术，从建筑到材料，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把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是一门最广泛的交叉学科和系统科学。它既研究人类文明，又要以人类文明为依托；研究过去文明要依赖现代文明，即最大限度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考古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考古学的精华。目前提倡的科技考古体现了考古学的发展趋势，应当也必然受到重视，得到加强。 朱清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可以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也可以帮助我们看出过去的时光留下的痕迹。例如借助卫星遥感技术能发现已消失的湖塘、江河和古代城市的各种遗迹；美国的Ｗ·Ｆ·利比教授发明的碳１４记年法，使考古学从定性的研究上升到定量的分析。然而，科技考古还需要利用更多的现代科技成果，开垦出更多的处女地。例如十分受社会关注的瓷器鉴定，目前主要还是依靠“目鉴”或“眼学”。热释光法用于瓷器比较困难。最近我们的研究发现，陶瓷是一种含多种其他元素的硅酸盐固体，它们在烧成后将不断地与周围环境物质，如水、二氧化碳和氧气等进行离子交换和化学反应，有些过程十分缓慢。用现代科技方法检测这些物理和化学过程的产物和后果，可能定量地推出它们历经的年代，在此关键点上弥补“目鉴”之不足。科技考古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科学，具有强大生命力。 张亚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近年来，基因组计划的发展及相关技术与信息的运用推动了家养动物的研究。通过对母系遗传的线粒体基因组的ＲＦＬＰ及线粒体Ｄ环序列的分析，推测各种家养动物起源的时间、地区及特征。我们当前的工作首先是在对狗和猪的研究中建立从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到大样本的分析策略，有效地解决过去序列信息不足及Ｄ环进化噪音较高的问题。其次，发展有效的核基因组标记，特别是Ｙ染色体标记。同时与动物考古研究相结合，开展关于史前家养动物驯化的分子考古学研究，利用古ＤＮＡ分析技术对古代遗址出土的有明确年代、种属特征的各类动物骨骼进行研究，探索东亚家养动物起源的方式，了解家养动物群体遗传结构的历史变迁及其与人类迁移的关系。以上这些研究有助于把我们有关家养动物的起源、进化和遗传多样性探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能否广泛、有效地应用新兴的自然科学研究理念和技术是新世纪衡量我国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我衷心祝愿考古科技中心的同仁们再接再厉，瞄准科学前沿、充分利用最新的技术，并且引进更加多样的手段比如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等，更加广泛、高效地挖掘考古遗存中可能蕴涵的丰富信息，对遗存的全部能够挖掘出来的信息，在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深入细致的综合研究，为科技考古作出更大的成绩。由于某些新的技术难免在理论基础方面或者在实验方法上有某些不够成熟或不尽完善之处，基于某些实验室的分析结果做出的推论，与其他学科反映的信息之间，有时会出现不协调，甚至矛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能从各方面究明其原因，客观地分析各种信息的可信程度，力求向历史真实靠拢。真理不可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只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能够互相印证，才可望相关历史片段的复原能够比较接近真实，达到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我相信通过这样的途径一定能多出成果，快出人才，为提高我国考古学的水平做出更卓越的贡献。 陈述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遥感研究所研究员） 在考古发现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环境遥感、定位系统与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而且深入。航空遥感、航空物探与地面近景摄影技术，在考古田间作业中，应用已渐趋成熟。历史文化、艺术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见证；也是先民创建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轨迹。古代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遗下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弥足珍贵！对它们的发掘、修复、维护和分析、研究工作，也应该倾注当代科学家们的集体智慧和力量，运用最先进的高科技手段，毫无损伤地，通过虚拟、仿真和传播，从而提高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增加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跨越时空，开阔眼界，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作贡献！ 杨福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 原子核技术用于考古学的最有名的例子是１９４６年美国科学家发明的１４Ｃ考古。“放射性元素１４Ｃ的半衰期为５７３０年，即过５７３０年其量减一半。如果从某被测样品测到其１４Ｃ量为活体的一半，那么此样品的寿命为５７３０年。早期测量１４Ｃ放射出来的射线数量，但１０００克碳每秒只有２２５个衰变数，因此要求被测样品量很大，测量精度不高，上限为５万年，误差数百年。上世纪７０年代，发展加速器质谱计，直接测量１４Ｃ含量，（１０００克碳含６×１０１３个１４Ｃ原子），上限扩展到数十万年，误差数十年。１９７８年，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现称应用物理研究所）在柯俊院士指导下用质子Ｘ荧光分析法（ＰＩＸＥ）分析越王勾践宝剑，后又分析了秦王箭镞、古画、陶瓷器等。核技术成为考古的重要手段。 冼鼎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十年前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的成立是一个很及时的和很重要的事件，它的重要性在于反映了国内考古学界和科技界这两方面在前沿工作的专家学者急起直追的要求和对相互结合的共识。我祝愿它成为这两方面学者有效地共同工作的平台，相互了解对方最新的进展，共同切磋，擦出新领域开拓的火花。对搞科技研究和发展的人员来说，没有这个平台和共同切磋，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手上的研究成果在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中的应用，比如说ｐｐｂ（十亿分之一）水平的微量元素探测精度、微米分辨率的三维成像、样品中元素的三维分布成像等技术在考古领域中的应用前景如何等等。庄子有个寓言：宋国一个人会制造不皲手的药，但他家世世代代只是用以漂丝絮，获利不过数金；有人出一百金子购买药方，买得后说服吴王让他率兵在冬天跟越国水战，结果由于这药，大败越国，得到很厚的封赏。我想，庄子的寓言也是这个共同工作平台的重要性的很好比喻。 柯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在考古事业发展的今天，科技工作者与考古界要紧密结合，为考古和历史学研究服务，作出更好的工作和结果。科技考古和科学技术史研究必须重视与考古学者、历史学家的紧密结合，相互了解。有些工作需要使用现代化实验手段来完成，如利用带有文字的甲骨测年和古陶瓷热释光测年，不仅需要对仪器原理和操作程序的了解，还需要对样品出土环境和取样方法具有较深入地了解，才能避免错误的判断。以史为鉴科技考古对古代遗址、气象、地理、人文条件以及遗物的科学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古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发展历程。要做好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科技考古必须向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学习，更要在田野考古中学习。没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科技考古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水之鱼。科技考古需要多学科技术的综合，需要各种方法的互相配合，更需要考古和历史学界的支持指导，需要全国各个方面和各学科的支持。我们呼吁科技工作者为考古工作服务，为弘扬中华民族历史的辉煌贡献力量。 席泽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当然组成部分，考古学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发展它。１９５５年夏鼐就在《考古通讯》上撰文介绍１４Ｃ测年法，指出其重要性，并建议在国内建立实验室进行测定工作。这距离Ｗ·Ｆ·利比（Ｌｉｂｂｙ）发明这方法只有五年，距离介绍测定方法专著的出版只有三年。后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迅速建立了实验室，于１９７２年公布了第一批测年数据，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使考古所在这一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单位。１９９５年考古研究所将此实验室扩建为考古科技中心是个英明的措施。因为利比１４Ｃ测年法的发明，使史前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因而获得了１９６０年诺贝尔化学奖，也促进许多物理学和化学的新技术、新方法到考古学领域来找出路，科技考古成了一个热门课题。今天，几乎所有的新兴学科都能插足到这一领域来，如空间科学有遥感考古，生命科学有基因考古，等等。在这一新形势下，考古所想包揽一切，大概已不可能。希望能继承优良传统，选择好自己的主攻点，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也和国内外同行协调一致，联合作战，使这一学科与时俱进，日益发达。 本书收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全体成员所撰写的论文，内容主要涉及对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相结合的宏观把握、遥感考古、磁法勘探、数字考古的探讨、高精度年代测定、树木年轮年表的建立、古代人地关系研究、古代人口统计研究、古代人类的体质特征分析、古代人类的食物结构研究、植物遗存研究、古代经济形态探讨、木炭碎块研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古代家猪驯养研究、陶器和青铜器成分分析及制作工艺研究、金属器和木器的保护与修复、古代车马具和马车的复原与画法、使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软件进行考古绘图等等。本书可供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的人员及学习文博考古专业的学生阅读和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出版，定价８８元人民币。 考古界专家畅谈 王仲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１９８５年４月，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夏鼐先生共同撰作《考古学》一文，刊登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卷首。我们在文章中说：“与考古学有关的学科，大体上可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三大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数十年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快速发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也更为广泛，更为重要。如电磁测定法用于探寻遗迹，放射性碳素测定法、钾氩法、热释光测定法、古地磁测定法等用于测定遗迹和遗物的年代，Ｘ射线荧光分析法、电子探针法、中子活化法等用于分析遗物的成分等，而遥感技术和潜水设备的改进又使航空、航天考古和水底考古得以成立”，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自成立以来，通过全体同志的努力，在工作上取得优异成绩。这使我回想起２０年前与夏鼐先生一同说过的这段话，特重新录之以为考古科技中心成立１０周年作纪念，并致由衷的祝贺。 仇士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当代世界科学的发展是一方面专业化，一方面整体化。考古学的专业化就是采用严密的田野工作方法，作大面积揭露和地层学分析，对古代的物质遗存进行考古学研究。考古学的整体化就是同别的学科在理论上互相渗透也在方法上互相渗透。以夏鼐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考古学家，就是这样高瞻远瞩来指导考古研究，引导考古事业蓬勃向前发展的。早在１９５９年考古所就筹备建立化学分析实验室和１４Ｃ测年实验室，随后又逐步建立了一系列实验室。１９９５年考古所将实验室、技术室、人类学和动物鉴定组合并成立为考古科技中心。“中心”成立之后，有了很大发展，做出了很大成绩。现在“中心”的业务骨干都是学有专长的博士、硕士，年轻有为，朝气蓬勃。值此“中心”成立十周年，也是中国第一个１４Ｃ测年实验室创建四十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中心”再接再厉，取得更多科研成果，获得更辉煌的卓越成就。 石兴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马克思把历史分为社会史和自然史。而人类文化史则是社会史与自然史的创造性的辩证结合。在研究人类文化史上，科技考古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人类对于自然的能动关系、把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因此，也把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关系，以及由此流出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揭露出来。考古学是一门综合的文化埋藏学，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庞杂，它本身就包含了人类史、自然史和工艺技术史的各种遗存，每一学科都可成为一个天地和领域，有它的内涵和属性。我们不能再把自己仅仅缚套于“文化类型”的网络中。我们不能要求考古学家是万能科学家，但要求是多识的、多能的和广博的学者，起码要了解相应学科的成就与我们学科相关部分的情况。我们应大力的提倡，能动的，积极的探索和广博的接纳应用，才能有所助益。我们研读问题的能力和知识越广泛越详确，我们解决问题就越彻底越周衍，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就越清楚。 任式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自然科技的不断进步，考古学上应用的自然科学技术也渐次增多、精密，领域日益扩大，致使考古学上有些原来未曾提出或虽有意识但无法解答的问题，找到了探索解决的途径，直至获得耳目一新的认识。现在，考古学与相关自然科学的关系上，已从考古学者交给标本，自然科学学者单纯接受委托完成工作任务的状态，逐渐转变为围绕考古研究主体，两者进行课题项目合作，更加重视考古学与自然科技的结合，分工协作，共同研究。今后的发展前景，一些常被应用于考古学的自然科学技术，在其学科研究成果积累、提高深化、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将分别成为相对、比较成熟的若干考古学分支学科。立足于人文科学研究基点上的考古学本身，与相关自然科学有机结合和高度综合统一起来，最终形成更具交叉学科性质的现代考古学。这要求整个队伍的专业构成和个人科学素养，都建立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程度较高并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为现代考古学综合创新知识体系。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在人文科学中，考古学从其产生到发展，属于与自然科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在１９世纪考古学诞生以来，考古学文化是其基本的时空内涵，地层学、类型学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理论与方法。１００多年来生物学、地质学学科的理论、方法都发生巨大变化，比如在“时间”科学上，它们应用了自然科学最新出现的年代学技术；又比如，在“空间”科学上，它们把新的自然科学技术ＤＮＡ应用于生物学。作为依托于生物学、地质学而产生的考古学，其理论、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从科学发展史角度来看，对考古学而言，地层学、类型学与自然科学的年代学、ＤＮＡ技术相比，或如物理学的牛顿定律之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当然，这只是个比喻，而比喻没有十全十美的。我要重申的是，发展就是“否定之否定”，停止了发展也就停止了生命。新世纪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新的科学技术理论、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广泛应用。 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考古学是通过实物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从研究内容和目标来说无疑属于人文学科。但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又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应用。考古学的产生，是在历史学的发展提出了拓展研究领域的需要，在地质地层学和生物分类学基本形成的学术背景下，借用了二者的原理，并且依据文化遗存的特点而加以改造为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才首先在欧洲出现的。此后考古学的发展，不但依赖于考古工作的开展和资料的积累，更有赖于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提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现在考古学遗存的发现、勘探、发掘、资料整理、标本测试分析到某些研究软件的制作，都越来越依赖于相关的科学技术，其结果是使我们能够从看似平常的考古遗存中提取越来越多的科学信息，极大地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领域，也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认识。应用自然科学技术是考古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提高考古学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 李伯谦：（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 在我国通行的学科分类中考古学属于历史科学，就考古学的研究目的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就其研究方法、手段而言，更多的则属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早在七、八十年以前中国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傅斯年先生曾指出，要使历史研究真正走上科学之路，就必须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果回顾一下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初期发展的历史，最早从事田野外考古调查、发掘的学者，大多都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安特生本来是一位地质学家，最早参加周口店猿人遗址发掘的魏敦瑞、步达生、杨锺健、裴文中等清一色是搞自然科学的，李济的主要学习经历也是自然科学。从考古学的初创、发展和现状全面考察，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与科学技术都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自然科学介入的“考古学”，就不是科学的考古学。毫无疑问，考古学今后发展的方向，既需要继续有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指导，同时也需要有更多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的介入。 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从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起，不少前辈学者非常重视在研究中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夏鼐先生在这方面所做的倡导，是大家不会忘记的。随着考古学与各种自然科学技术的结合日见普遍，其重大意义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在１９９６年启动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强调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但由于归结于年代学研究，能结合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有限的。继之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元前２５００年至公元前１５００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涉及的学科范围便广泛得多。我想，不应该把科技考古只理解为考古学方面去使用自然科学已有的知识和手段。科技考古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有关自然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也能促进有关技术的改进甚至变革。科技考古的成果是考古学的进展，同时也是若干科技以考古遗存为对象的工作成绩。这样看，会使我们更好地体认科技考古的重要性。 朱凤瀚：（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已成为当今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之背景下，科技考古无疑是依赖这种交叉所形成的最富时代特征的学术领域，因此也最有生命力。中国科技考古在近年来确实是成果累累，但在今后要有更大进展，我认为除了需要学术界，特别是考古学界从感情上、从理念上更加关心与支持其事业发展外，似还应有四个条件：其一是科技考古诸类别应加强作为其支撑点的理论的科学性，包括构筑好与相关考古学分支学科间科学的结合点；其二，要注意培养既有相关的自然科学专业知识与技能又有一定考古学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其三，要努力为科技考古的发展争取实施其必要的科技手段的经济保障。其四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在２１世纪，只要在上述几方面去努力，中国科技考古一定会对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做出更卓越贡献的。 吴加安：（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研究员） 上世纪５０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高屋建瓴，引进科学技术人才，首创了中国考古学第一个科技实验室，其中碳十四实验室始终在全国同类实验室中居领先地位。数十年的发展及所取得的丰硕科研成果，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老一辈学者和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指导和关怀下，以考古研究所实验室为基础成立了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由此，多年来带有研究辅助特点的实验室，成为考古研究所重要的研究部门。多学科综合研究是科学研究深入的必然趋势，借鉴和采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和环境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拓宽了考古学的诸多研究领域。现代科技促进考古研究的深入，但不可能取代考古学研究。科技手段和方法的应用，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田野考古工作的科学性、出土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至关重要。而考古的重大发现和科研成果也促进了自然科学诸多学科领域研究的深化。 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考古学是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不是什么交叉或边缘学科。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其研究方法是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获取人类历史活动中各种物质遗痕的信息，用考古学的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复原古代人类历史的实况。它与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不同，但在学科的最终目的上是相同的，都是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科技考古是考古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直接为考古学研究服务。研究成果往往会给考古学研究提出一些全新的信息或概念。特别是在古代生产和科学实验方面，包括人类在自然环境改造过程中的实践和经验，科技考古的作用更大。但科技考古绝不是科技史的研究。科技考古有严格的操作规程；要以纯科学的客观立场分析测验的结果，不要有主观臆测；不用孤证；要用主证、旁证、反证相互证明，作出结论；由于考古学材料的片断性，作不出结论也是正常现象。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基本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