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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考古学通过研究当代的生活方式去了解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从其产生、保存到破坏。其内容通常涉及田野工作、档案研究或是博物馆藏品的分析，旨在了解器物的制作过程、获取事物的过程、空间结构和聚落形态以及与考古材料形成过程有关的所有信息。 民族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在于后者的目的是要记录与理解一个文化本身，而前者只是记录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内容，进而了解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可以是同一地区的材料，也可以是完全不同地区的材料。 民族考古学的力量来源于其“行动主义研究”方法，调查者去观察一群人的日常生活，测量与记录调查者本人没有直接文化经验的活动。了解其陶器制作或是牛栏布局，把它与考古材料比较。研究的难点在于比较的性质，我们并不知道这种跨文化与跨时代的比较在多大程度上是合适的。比较研究的困难体现在时间尺度的差别上。即使是实施时间最长的民族考古学项目也不过十几年，完全在放射性碳测年的一个标准差的范围内，和考古材料的漫长时间尺度无法比拟。从一个文化出发去研究其他文化，民族问题也是要考虑的。 民族考古学目前就物质世界与风格以及身份认同这些方面的联系已有巨量的信息积累，包括这些方面在考古材料上的表现方式。收集的信息在众多的不同理论立场上进行解释，包括过程考古学，它非常强调归纳。后过程考古学也非常喜欢归纳，但这次它持反对态度，它强调物质文化在塑造社会关系中的创造性作用，强调社会关系的流动性与地区特殊性。民族考古学对考古学整体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宾福德与霍德争论是最精彩的一页，它导致了后过程考古学的产生。自此民族考古学的影响消退，部分原因可能是后过程考古学的影响。 围绕民族考古学研究的实施，我感到存在一些伦理问题。这包括运用我们对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的研究去解决考古学上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是去研究他们的历史与现实，这中间的差距多远才可以接受呢？这种关注是更广泛伦理问题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应该回馈那些被我们研究的群体，他们与某些形式的考古学或人类学的研究相关联。平衡的方法就是让许多非西方背景的人从事民族考古学的工作，研究他们自身所在的地区。 总的来说，民族考古学是考古学中一个很有活力与前途的领域，就考古学这门学科的理论与材料而言都颇有意义。我们应该更多运用民族考古学的成果来发展有关物质文化、聚落与族群区分，以及废弃与堆积等方面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最为考古学这门学科的一个部分，它也需要在田野工作中考虑到当地民众，并且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研究的成果。 参考文献：[英]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主编 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