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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资料的记载来看，介之推本人是一个性格内向、意志坚定、但不大灵活处事的人。 最初从亡，他一定是认准了重耳德行和能力，因此坚定从行；重耳遇到挨饿的困境，他能够“割股啖君”，又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性格内向、但做事果断、敢于为“明君”牺牲自己的人；但在重耳数次遇到享乐机会就丧失大志不图进取的时刻，没见介之推有振聋发聩之劝诫言语（尽管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言谈），他又不是重耳身边的“贤士”。因此我们说，介之推有着明显的“政绩不足与缺陷”，不是一个对主子进行直言敢谏的贤臣。这从他后来的几次强调“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国语·晋世家》）“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旗帜。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间；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他执意认为重耳归国掌政是天意而非人力，完全抹煞了从亡“贤士五人”以及数十名从亡者的作用，甚至也抹煞了楚国、秦国等有力的国际支援。这显然是偏激的看法。刘向曰“使我得反国者，子也。”——此乃小说家之言，《左传》、《史记》、《吕氏春秋》皆无载，也与事实不符。 介之推在晋文公“出游”期间的历史作用，除了“割股肉啖君”之外，几乎无所建树，远比狐偃、赵衰等人要差，而且心胸更差，隐居几乎是出于一时意气用事。——狐偃在重耳周游列国中，只要看到重耳意志消沉，就心急如焚，设法规劝，规劝不行，就设计“强迫”重耳励志，为此遭到重耳咬牙切齿地痛恨道：“食舅父之肉”——恨不得或吞了他。因此，狐偃在重耳归国前夕过界河时，提醒重耳，就算是以退为进，也不为过分。 以他的表现，按照晋文公的“奖赏三原则”，充其量能得到“下赏”：“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阙者，此受下赏。”介之推的表现与“上赏”根本不沾边；即使是“次赏”也很勉强，仅能是“以力事我而无补吾阙者”流，受“下赏”则当之无愧。 晋文公归国初期，政局不稳，内外交困，百废待兴。甚至在他进行封赏的期间就发生了周天子受到弟弟叔带的叛乱威胁，想做霸主，必须要将“勤王事”放在第一位。晋文公在秦穆公的帮助之下，平定了内乱，站稳了脚跟。但是，“勤王事”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再依靠秦国——无论是“同姓”行为还是将来利用周天子的地位来命令诸侯的远大目标，都要求晋文公必须亲自去做，这是头等的大事。等这些纷乱事情办完后，没有受到封赏的介之推已经等不及了。 《史记》说：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之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助，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闻知，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皆隐。”至死不复见。 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之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 所有资料均未言及晋文公烧山。从上面分析得知，在从亡时，介之推并不是“厥功至伟”者，在晋文公的心目中也就是第二、三流的角色，因此，首批以及次批封赏均未轮到介之推：“大者封邑，小者尊爵”，这绝不是晋文公的一时疏忽。再说，从亡时期的“五位贤士”均在，在大是大非关头总是能够犯颜直谏的他们，难道也全都眼看着晋文公出此“错误”？恐怕不是如此。他们知道晋文公的封赏三原则，知道这不是晋文公的错误，因此不必劝谏。至于晋文公在后期封赏介之推时说：“以及吾过，且旌善人”，也并不是说他完全忘了封赏介之推，而是“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是说因王室之事而对他封赏晚了的“过错”。这是一位明君的豁达与大度，并不是真的什么过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