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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历法既是规定民众社会生活的基本时间建制，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符号。步入近代之后，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旧历的合理性不断遭到质疑，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更使得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萌生了改用阳历的实际需求。从晚清至民国，知识分子对阳历的认知日趋客观和全面，附着于历法之上的政治正统观念不断剥落，科学和实用精神占据了思想的主导。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历法科普工作，有效地革除了人们观念中残存的不合时宜的迷信观念，强化了人们的科学观念。 关 键 词：阳历；正朔；天学；科学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晚清以降，在欧风东渐的历史大潮中，西洋历法也就是阳历，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渐渐渗入日常生活中。由于历法在中国所具有的特别政治和文化意义，使得国人在接触阳历之初，很自然地以一种“正统”眼光视之。但是，当中西接触日深以及知识分子走出国门，亲身体会到阳历的优点和长处后，人们逐渐抛弃了一开始的政治性眼光，而从工具性角度更客观地看待阳历。他们也就成为了国内最早倡导改用阳历的那一部分先觉者。民国建立后，改用阳历从倡议化为历史实践。此时，知识分子既对政府改历总体表示认可，认为是“利浮于弊”之举，又以一种理想主义姿态对阳历之缺陷加以批评。改历后，为了更好地推广新历，不但政府展开了相关宣传工作，民间出版的各类书刊杂志也予以积极响应，以各种形式向大众推介现代历法知识，掀起了一股历法科普的知识风潮。在这一知识传播过程中，涌现出了众多新的“概念工具”——现代天文学、地理学学科术语，传播了最“基础性、普遍性和社会有效性的知识和思想”，历法也因而经历了由古代“天学”向近代“科学”的巨大转变。① 以往学界关于民国改历的研究，成果堪称丰富，尤其是对历法的制度变革以及官方与民间社会两者互动的历史考察，更是着力甚多。②但是，从知识分子视角对晚清至民国时期阳历认知的变化过程予以历时性梳理，对这一过程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加以揭示，此一方向的研究则显得相对不足。因此，本文尝试着对上述问题加以整理回答，并以个案形式揭示科学知识的具体社会化过程，以期从一个新的侧面丰富充实对近代改历的认识。 一、晚清：从“历不必改”到“阴历不足以周今日之用” 自中西海通以来，西洋历法逐渐以各种途径进入中国人视野和日常生活之中，对阳历的认知也由此开启。魏源在1850年代初增补成书的百卷本《海国图志》中，即已制作《中西洋历法异同表》，对西洋历法的原理和特点最早做出科学的解释。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魏源较早地接受了西方传过来的“地球”和“经纬度”等概念，但此时的他对西洋历法仍有一定的误解和盲点。魏源之后的诗人黄遵宪就在《日本国志》卷九《天文志》中指出：“昔魏默深作中西历法异同表，叙谓西法再积三千年，当以春分为元旦；万年以后，元旦当在炎夏。盖仅据太阳行分六十七年差一日之说而推，而未考其置闰、停闰、补闰之法也。”③而且，对于西洋历法何故不似中国“恒夏恒暑”，“不以寒暑为岁时”来“节耕敛、颁政事”，魏源也只能将之模糊地解释为其“与民事无涉”。但是，在《海国图书》第100卷增辑了美国人培端所著的《天安通书》内容后，魏源对上述盲点即重新形成了正确的认知。《平安通书论天地》之《西洋历法缘起》介绍了西历在西方广为行用的事实，称：“所遵天主教诸国一时皆依此法，即不遵天主教西方诸国，亦知此法无讹，悉用其历。”魏源也发现，相比中历，西洋历法实有着节气固定、误差小的优点，即“照外洋历数定年，其每年二十四节气，分属每月每日，俱有一定之日，与中国之立春或在十月，或在正月者不同。……盖至三千八百六十年后，始差足一日。此以日度定年，胜于以月度定年，有如是也。”④ 在魏源之后，黄遵宪等一批出洋的知识分子，因其游历客居外国的经历，对阳历在国计民生领域所展现的工具便利性有了切身的体会，并进而对阳历本身产生兴趣，形成了更为全面的认识。1877—1882年黄遵宪出使日本，在使日期间，他对太阳历本身之优劣有过科学的思考辨析，同时还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对日本改历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评判。他的这些观察和思考，在其所著《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里有集中反映。⑤赴日之初的青年黄遵宪对太阳历的历史沿革及背后的天文学理已相当了解，并坦承其计时“精密至极”。⑥但他基于一种历法为民族文化结晶和国粹，不应轻易变动的文化心理，对日本放弃沿用千年之夏历遽然改用阳历的做法颇不认同，且视之为“数典忘祖”的西化自轻之举；十几年之后，遍历亚欧美三大洲的中年黄遵宪，对历法的看法也更为成熟。在一次与友人关于改历的争论中，对友人所言的“太阳历岁有定日，于制国用、颁官禄、定刑律均精核画一，绝无参差，比之旧历便益实多”，⑦他回答曰：“中东两国，沿用夏正已二千余年，未见其不便；且二国均为农国，而夏时实便于农。夺其所习而易之，无怪民间嚣然异论也”。⑧也就是说，在此时的黄遵宪看来中历足以满足中国这个农业国家的需要，因而“余意改历似可不必”。既认同阳历优于中历但又以为历不必改，主宰黄遵宪这种稍显矛盾的心态的，除了阳历“不便于农”的客观认知，还有着一股浓浓的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国粹情结。但是，相比同时代出使国外的李圭发出的“惜乎!变朔望，易冠服，诸端未免不思之甚”⑨的感叹，黄遵宪显然要开明得多。在距离民国政府改历尚有20多年历史的19世纪80年代，当“改正朔”在本土依然是不容置喙的敏感问题时，游历异邦的黄遵宪能够理性地发现阳历的长处，从实用主义和国粹主义的双重立场对改历做出否定的回答，这种态度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平实开通的。 清末随同丈夫出使日本、写下国内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癸卯旅行记》的钱单士厘，以及留学日本后来成为史学名家的孟森，都因客居日本而发现了阳历有中历不可替代之优点。《癸卯旅行记》记录了作者1903年随同丈夫钱恂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和俄罗斯的八十天旅途见闻。旅行记中的每一篇日记，都同时用阴阳历记日。在游记中，钱单士厘写出了自己对阳历的观感：“世界文明国，无不用格勒阳历……一岁之月有定数，岁整而月齐，于政治上充分便利，并会计出入无论矣，凡学校、兵役、罪惩，均得齐一。……自履日本，于家中会计用阳历，便得无穷便利。”⑩1907年，在日本修习过经济学的孟森在东京出版的《法政学交通社杂志》第一号连续发表《银行簿记学叙》和《历法议》两篇文章，不但从统计学的角度论证阳历之便利，还明确提出了改用阳历的主张。在文章中，孟森以专业眼光指出：“账簿年月日概用阳历……盖整齐划一之效，非用阳历决不能获计算之进步，于经济学大有影响”。(11)日本改用阳历的示范效应，融入近代国家而获得的世界眼光，还使得这些旅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再狃于陈旧的“正朔”观。钱单士厘虽然未明确提出中国应当改用阳历，但在《癸卯旅行记》中，她曾特意援引张之洞的一段话道出了她对改历的看法。大意是张认为“改正朔”并非易代的代名词，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有改正朔而不易代者，也有易代而不改正朔者，而且修明历法乃承平日久之盛世所为，故“改正朔与易代不相干，何讳之有?”(12)在传统中国，历法之更张常与王朝更迭等政治变革相联系，因而在清朝这个帝制时代，要宣扬改历，就得先做一番改历其实无关政治的说明撇清。孟森就指出：“吾国旧说，以改正朔为一代之形式权，改之即无异易代之戚。夫吾国不以正朔为芥蒂者已二千年矣。今乃犹持此论，是未知正朔二字之作何解也。”(13)实则统观中国王朝历史，改正朔所实质改动者不过是皇帝的年号而已，由此观之，则陷入“正朔说”窠臼而反对改历的一般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预见“吾不改历则民间暗奉西历以应社会之蕃变”，因而建议主动地将“年号行于阳历”。(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