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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知识界对阳历的认知和态度还表现出了一定的两面性。一方面，知识界普遍对阳历的国家法定地位表示认同；同时由于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改历思潮的刺激，一部分长期关注历法且具有一定相关专业知识的学者，对阳历作为民用历的不便和缺陷，又有过较为激烈的批评，并曾试图酝酿推广一种比阳历更为合理的历法。一些知识分子认为阳历之所以难于推行，“固由于民众囿于积习，骤难改变。其最大原因，则在阳历之缺陷”。(31)《东方杂志》的一位作者言之凿凿地指出：“世界现行历法之不便，是毋需讨论的事实。凡事既成不便，则须改革。”(32)在《改良阳历的商榷》一文中，竺可桢则以一个科学家的严谨客观地指出“改用阳历，利浮于弊，民国反正以来，毅然易朔，固不得称为失策。但阳历虽较优于阴历，而阳历自身亦不无可訾议之处”。(33)在他看来阳历作为西方历史、宗教等多重势力束缚妥协后的产物，“种种迷信，在所不免，虽至今日，尚有因循仍袭而沿用之者也”。(34)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历法专家高均(又名高平子)也批评阳历“苟合当时(指中世纪欧洲)政教流俗习惯，并无改革之澈底精神”，因而“年月日周之支配，支离疏漏，既乖论理，又不合用。”(35)综观当时对阳历的各种批评，比如每月日数不定、每季日数不等、每月每年之星期数目不能为整数等等，概而言之都指向阳历结构的不均衡和不整齐，并据此认为阳历并不是最适宜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理想历法。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现象是，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一度十分过激地要彻底废除旧历，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历运动”，但是知识界对于新旧历的讨论和评价却一直是较为客观理性的，脱离实际的偏颇批评较为少见。(36)就当时见诸报端的文章和专著来看，多数作者因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在推广阳历的同时亦能客观评价旧历的价值。他们一致认识到中国旧历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断改进、充实、完善而成的。作为一种典型的阴阳合历，它的优点在于历法原理复杂，内容丰富，能同时照顾到阴阳两历的周期，“使年能为气候之周期，月常与盈亏相符合。此法至难亦至巧矣”。(37)《东方杂志》1915年7月发表的《太阳历与太阴历》一文，对阴阳历利弊的总结颇能代表当时知识界的主流看法： 古勒苛历其年之长，为气候之周期，便于农业。平年与闰年仅有一日之差，于社会亦便，实为现今第一历，故遍行于世，仅称为阳历。我国历年为气候之周期，月以朔望为基础，既便于农业，复可由月形知日，故自古称东洋第一历。创始于四千年以前，尤为世界最古之历，独惜平年与闰年之长，相差一月，于社会之各种筹划，及国家之各种预算，不无不便耳。(38) 在新旧历始终处于矛盾冲突的民国时代，知识界从科学的角度客观地对新旧历的异同和利弊展开分析，对历法原理进行科学普及，无疑有助于民众更理性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旧历和阳历，也能够更平和地接受改历事实。1935年某刊物一位年轻作者的来稿更证明了当时这种历法科普的必要性：“关于历法，自然也是我们年轻人应该要知道的一种常识，尤其是在我国，什么阳历阴历的闹个不清这更值得我们来加以检讨。……正如最近，在新夜报上看到一篇中华自然科学社的播音稿，题目叫‘简便的历法’，其中除扼要说明阴阳历的区别外，并有十三月历法和世界历法的介绍。词简而明，实在是非常适合职业青年阅读的。”(39) 三、历法：从“天学”到“科学”的转变 概括地说，民国知识界对以阳历为主的历法知识的宣传介绍，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知识推广运动，缺乏强有力的社团或政府组织主导，其发动主体是教育程度不一的各类知识分子，其传播载体则以教科书、报刊杂志和专著为主。 在现代社会，类似历法这样一种公共知识的传播，如果依托学校教育体系和教科书，理应能获得最广泛最直接的效果。但是笔者在翻检民国小学、初高中教科书的过程中发现，除了杨文洵编《新制地理概论》(中华书局，1915年)、王钟麒编《初中本国地理》(商务印书馆，1924年)、刘虎如编《本国地理参考》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27年)等几部教科书中涉及了“历法”、“历日”等概念，在其他相当数量的地理教科书中，有关历法的内容多是缺失的。 相比容量有限的教科书，其他各类出版物则为历法的介绍和讨论留足了空间。出版印刷业和公共传播媒介的发达，构成了民国民间历法科普的更大更广的知识传播平台。当时，积极参与历法科普的报刊杂志，除了《大公报》和《东方杂志》等发行量很大的大众读物以外，还包括《中国天文学学会会务年报》、南京科学普及会发行的《科学的中国》以及教育部观象台主编的《观象丛报》等知名自然科学期刊，以及《中国学报》、《现代评论》、《进步杂志》、《食货》、《河南教育》等水准较高的综合学术刊物。而受到各大报刊的影响，其他小型书刊杂志也竞相转引此类文章。一时间，“历法”竟跻身于报章核心词汇之列。(40)另外，在近代大众启蒙史上起过举足轻重作用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历法科普方面同样没有缺席。当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几本小册子，包括林炯的《历法》(1923年)、王云五主编的《新历法》(1924年)、高梦旦的《十三月新历法》(1931年)等，具有内容完备、文字简明、专业性强等突出特点。相较教科书和报刊杂志的科普文章，这类历法专著可能受众较少，但却代表着当时科普工作的较高水准。就历法科普的参与主体而言，既有竺可桢这样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也有高梦旦等对历法素有钻研的知识分子，而更多的则是大量不知名的普通历法爱好者。 就内容言，民国历法科普主要侧重两方面，一是以阳历为主向民众宣扬历法的基本原理及其构成要素，二是对古今中外各种历法尤其是格里高历(阳历)和阴阳合历(中国传统阴历)之沿革、利弊的分析。 在古代中国，历法是附属于皇权的，具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性。历书的颁布、发行都由皇家垄断。历法的内容除了自然科学以外，还包含有大量与人事变迁相关的内容。制历的天文官不但要考虑将年、月、日搭配协调，而且还要尽可能的“合天”。也就是说，历法的制定还必须要合乎自然性的“天道”，才能确保人间的王道在正确的方向上运转，才能真正奉承其所相应的“天命”，所谓“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于四月，佐于四时”是也。(41)王朝统治者作为沟通天道与人伦的中介，以秉承天意的方式为民众从事生活和生产提供历书参照，这就是所谓的“敬天授时”。王朝每届新年，即郑重颁布朔望(年历)，民众也依据官家所颁之《时宪通书》，安排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古代的天文历法作为一套深奥复杂的知识系统，其主要成分包括“对日、月、五大行星运动规律之研究，其主要目的则在于提供预推七大天体任意时刻位置之方法及公式。”(42)换句话说，古代历法既包含有现代历法之编组安排年、月、日、周的内容，又多出了推算天体运行规律及由此衍生出的“合天”部分。对于这一套掺杂天象和人事、包蕴科学和非科学内容的庞杂知识系统，除了极少数的知识精英，一般人是难以了解其中堂奥的。民国时期，历学所涵盖的内容相比清代已经大为简化。由于历法与皇权的权力关系已经被切断，强调王权授之于天的“合天”内容则以其非科学性而在新时代被剔除。与此同时，对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被抽离出来重新纳入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学术范畴，而不再包含于实用性的历法之中。 民国时期，新的历法科普著作和文章注意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专业概念、术语，为民众掌握新的科学知识提供便利；同时还善于化繁为简，围绕历法构成的基本原理、要素，配合国民政府的改历需要，择其要者展开宣传。新的历法著作引入传播了一套现代自然科学术语。当时的历法科普，首重对日、月、年这些构成历法的基本要素及相关天文学原理的介绍。以林炯所著《历法》一书为例。该书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言，其他六章分别为《历的缘起》、《日的观念》、《时的观念》、《时》、《太阳历》、《太阴历》。在这一现代科普著作里，对构成历法的基本单位——日、月、年等，有了更为细致、明确的天文学分类界定，除了年有“恒星年”、“回归年”、“近点年”之分，日有“恒星日”、“太阳日”、“平均太阳日”的区别，“时”也有了相对应的“视太阳时”与“平太阳时”、“地方时”与“标准时”等多组概念范畴。在解释这些专有名词时著者尽量深入浅出，以《历法》一书中有关太阳日的解释为例：“‘地球自转，而生昼夜’，国民学校教科书中，就有这句话，差不多是人人所习知。其实这不过是简单省略的说明，精密一点说，昼夜的说明，应当包含自转和公转。地球自转的周期(自转一回所要的时间)是一定的，假使地球只有自转，没有公转，从今天的日中到明天的日中，所经过的时间，自然是和地球自转的周期一致，也是一定不易。但是地球还有公转，由西而来，绕日进行，那么，由今天的日中，到明天的日中，所经过的时间，必定是长过地球自转的周期，就是中国古书所谓‘日躔天而少迟’”。(43)国立天文研究所制订、教育部颁发的《国民历》，不仅是为国民提供时序的日历，也别出心裁地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在日历表下附录了包括“地球绕日图说”、“世界标准时区图说”、“中国标准时区图说”等诸多新时代的时间常识。(4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