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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清最后十年也就是20世纪初，国内的社会环境和开明士大夫的文化认同也正在发生同步变化。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趋频繁以及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在财经、法律、教育、外交等诸多领域，使用阳历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在对阳历之优越性加以大方承认的基础上，国内也出现了改用阳历的呼声。(15)1896年，开明的知识分子、近代出版家高梦旦在《万国公报》上著文，从世界大同的国际化视角倡导改历，声称：“曰凡人之情，党同伐异，正朔服色，既为列国所同，而一国必欲立异，则交际往来，不免存歧异之心，语言文字，又或多注解之繁，然则改朔易服，不徒可以定民志，并可以联邦交亦。”(16)回国后出任《东方杂志》主编的孟森，在该杂志1909年第6卷第1期上再次提起改历问题，这一次他更加坚决地表明改用阳历已是不得不然之势，因为“吾国用阴历，凡事从历法而有畸零之便。议者以日本维新，首改阴历为阳历，颇指陈其得失矣。当事者狃于正朔之说若谓此亦国粹毋或更张。今试观本月大事，若禁止莫啡(吗啡)也，收回京汉也，凡与西人交涉之事，无不从阳历为起迄。……法律施行之期，动以西历为起迄，则我之正朔固已不可恃矣。改之，则以我之年号冠于阳历之上，即我之正朔行于阳历，何嫌而不为?”时隔一年，在思想界引领风骚的梁启超也著文《改用太阳历法议》，大力鼓吹改历。其实，与黄遵宪一样，梁启超早年也曾对日本改历“姗笑之”，以为“举一国人数千年所安习者，一旦舍弃，而贸然以从人，毋乃太自轻而失为治之体乎?”(17)只是，时移世易，1910年他的观念已大为转变，摈除了文化上的“虚骄”之心后，转而相信“凡论一事，议一制，不可先横一彼贵此贱之成见于胸中，惟求其是而已”。(18)有了这一“惟求其是”的看待新事物的理性眼光，梁启超不但明言“闰月闰年无定之阴历”已“不足以周今日之用”，还从学理和实际需求两个层面综合地论列了改历之必要。 二、民国：建立科学历法观 民国肇建后历行改历，为部分先觉者所鼓吹的阳历最终成为了全国一体遵行的官方历法。此时，对阳历比旧历在体例上更加规范整齐，具有历年长度平均、月数固定和节气稳定等优点，多数知识分子都已有客观认识。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又自然地延展出对民国改历的肯定态度。但是，知识分子以外的更广大的普通民众，因不了解旧历和阳历在历法原理上的区别，不少人无法正确地评价新旧历的价值，仍固守着一些由来已久的偏见。这些基于无知而产生的误解，容易激起民众对阳历的反感，给推行新历造成不小的阻力。因而民国改历后，科学地阐明阳历取代旧历的必然性以及系统介绍历法原理，并向大众广而告之，就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需要。1912年8月，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教育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教育家宜较正历法之习惯》的文章。该文除了从“世界大同”角度一般性地阐述改用阳历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性外，还郑重呼吁教育界应承担起引导民众改变旧思想、旧习惯以适应新历法的责任。文章建议，教育界可从如下四方面入手向民众展开宣传：一是“说明历法之起源”；二是“订正朔望之名义”；三是“指示节候之标准”；四是“变通习惯之节日”。(19)这篇文章说明，对于配合政府宣传、推广阳历，民初知识分子一开始就颇为自觉。事实上，直到1947年气象学家竺可桢依然在面向公众做《阳历与阴历》这一他认为“老生常谈”的演讲，以消除一般人对于阴阳历的误解。(20)这也可见，终民国一代，有关历法的知识普及都是很有必要的。 为了涤除附会于旧历之上的迷信观念和偏见，树立对阳历的正确认知，当时各类书刊杂志发表的历法文章和专著对此做了诸多有的放矢的纠偏澄清。 其一，特别注重凸显历法的科学性及其“计时”的本质。传统旧历附设的大量“吉凶宜忌”等非科学内容，很容易使人忽视其“记时载日”的本职，而本末倒置地更关注它“择时择日”的附加功能，以至民国时还有不少人习惯性地将干支五行与旧历等同。因故，这一时期的历法著作里，作者大都有意识地对历法的缘起做出历史分析，强调历法的自然科学性质。他们解释说，古人制订历法，“借天象以授时”，选择年月日作为基本的时间单位并予以搭配调和，都源于生活生产中对于时间计算的自然需求。因此，“判别节侯，纪载时日，定计算时间的标准”，(21)才是历法的根本社会职能。在强调历法“计时”本质的同时，对于人们择日择时的迷信行为，对将旧历与阴阳五行等同视之的流行错误观念等，作者也不忘从科学角度加以揭示和批评。 其二，因为历史原因，社会上对节气仍普遍抱持着误解，这一点直接影响到了阳历在民众生活中的推广和接纳。为此，高梦旦等人从现代天文学角度对这些有争议的概念反复地予以解释说明，力图帮助读者重新建立科学的历法观。 节气是中国旧历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改历后人们对节气的存废一度有很大争议。在传统社会里，农民习惯于以节气为标准推算时间并以之为参考安排农事活动。费孝通在1930年代调查江村时，发现当地农民“用传统的节气来记忆、预计和安排他们的农活。但节气不能单独使用，因为没有推算日期的办法……人们必须学习每年各个节气的相应日期”。(22)正是由于节气在传统社会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节气为旧历所独有而为阳历所无，据此对阳历产生排斥心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就颇不平地指出节气等同于旧历“这种不合事实的谬论”，“不但是无识乡人信以为真，还有一部分号称读书明理的，也还是以耳代目，盲从附和。”甚至指责这种“最无理而最有力的反对”，(23)是致使阳历不能广泛为民间社会接受的最重要原因。著有历法专著《十三月新历法》的出版家高梦旦，也在书中严正反驳那种将节气视为旧历之特殊发明的流行说法，他说：“现代历家，亦甚注意节气，恒谓我国以农立国，与西洋工业国根本不同，故必须注意节气。且节气之功用，可以包含阳历，或者远胜于阳历。一若节气之为物，为吾圣先人所特别发明，非各国历家所能几及也。”(24) 因为节气与农业生活关系密切，一般人多认为“以农事言，二十四节气为农民所奉之圭臬”；(25)而“阳历不言节气，不便农家之用，以为商家可以用新历，农家除了旧历，下种耕作的时宜，便要盲无标准。”(26)实际上，正如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法》一书所解释的，从历学原理上来说，节气是反映太阳运动和气候变化的，是中国旧历这一阴阳合历中的阳历部分。节气源于阳历，本身就具有指示气候的作用，只是在形式上，它为中国旧历所独有而他历所无。(27)换句话说，阳历虽不言节气但实际已包含节气，因而改用阳历并不会给农民的农事生产带来实质不便。此外，对于那种夸大节气对农业生产活动指导作用的一般说法，高梦旦也不表赞同。他认为事实是——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气候和农事物产时节相差甚大，节气所表示气候只能对应很有限的局部地区，不可能对全国各地的农事活动都有参考价值；即使阳历舍弃节气，于民众生活也并无损害。因为时间一长，农民“习用既久，自然舍弃节气，而专记阳历之日期，避繁就简，人性所同，本无待于趋迫也”。(28) 其三，对于与传统正朔观相牵连绑定的岁首问题，高梦旦等人也与时俱进地进行了新的合理阐发。岁首原本是一个纯粹历法问题，但在中国历史上它又与更为复杂的政治文化观念——正朔观相关联。“正者，岁之始也，朔者，月之始也”，正朔的本义原指的是年和月的开始。战国秦汉时代，出于对政权的自我神化，谋求“正朔合宜”也就是使立春的岁首与月朔日重合，成为当时公卿、儒生、方士、历家们的共同理想。中古以后，正朔观因应历史形势的变化有所发展，所谓的“正朔合宜”不再被强调。“改正朔”也就成为了一个纯粹的象征行为，而多不涉及历法的实质更张。然而，从汉代至清末，中国历代王朝大抵均沿夏时，以建寅(每年冬至后的第一个月)为岁首，并以之标志政权居“正统”。除了指代年月之始这一狭义的“正朔”，“正朔”通常还用来指代历法。因而，改正朔者，有时指的是改变年月之始，有时则指代历法的全面更张。实则，清朝之前，所谓改正朔实际改动的就是岁首和月首，但清代以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清初改正朔是依西洋新法而变，清末则是要改历和改元，是要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历法体系。民国建立后，虽然以改行阳历的实际行动否认了以建寅为岁首这一古老的“正统观”，但是在社会上，这一观念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一些人固执地认为清代改历虽用“西法”推测节气、日月食，但正朔仍沿夏制；民国弃建寅而以西方元旦为岁首，却是真正地改变了中国正朔。针对社会上的这种声音，高梦旦、高鲁等人纷纷从历法史的角度郑重做出辩解。高梦旦分析说，不但秦汉时代的所谓“易姓改朔、五德相胜、三正循环，种种曲说，渐渐消灭于无形”，而且“宋元明清四代，种族不同，而皆用夏正，不闻以异族正朔为诟病。即就理论言之，正朔为变动的，夏时为固定的，根本上不能相容，乃必欲并为一谈，实属不可通之论。”(29)因此，不应当以在历史上就已过时僵化的正统观来束缚当今历法的变革。竺可桢等科学家也发表文章，从天文学和民生经济的角度提倡改变旧历春节而代之以每年春分为岁首。(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