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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又说：“中央土 ，其日戊己。其帝黄帝 ，其神后土 ，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意思是：四时的中间属土，中间的吉日是戊日和己日。尊崇的帝是以土德王的黄帝，敬奉的神是土官后土。与土相配的动物是倮虫。与土相匹配的五声是宫，相应的音律是黄钟之宫。土的生数是五。与土相配的五味是甘，五臭是香，五祀中祭祀中霤，祭品中以心脏为尊。 所谓“律中”，即“律应”。“律应”的征验则凭“吹灰”。吹灰是古人候气的方法，将葭莩的灰塞在律管里，某月份到了，和它相应的律管里的葭莩灰就飞动起来了。欧阳修的“夷则为七月之律”，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方法虽不科学，但也成了典故。陶潜《自祭文》说“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是指季秋九月。由于古人把十二月和十二律相配，后世作家常喜欢用十二律的名称代表时令月份。曹丕的《与吴质书》：“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就是指仲夏五月 。 《月令》的这种配合，并不科学，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人们对天象和自然界变化的初步认识，利用这种认识，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现代并未发现乐律与天文有关，但从其取名，似取物候意义。 《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淮南子·时则训》，大致相同，惟文字略有出入，因此，关于《月令》的成篇年代，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综合起来，主要有七种观点： 1、《月令》是周公所作，或云作于周代，贾逵、马融、鲁恭、蔡邕、王肃、戴震、孙星衍、黄以周等主张此说。 2、出于《吕氏春秋》说，郑玄、卢植、高诱、梁玉绳、万斯大、王引之、张文虎、任铭善、徐复观等主张此说，这种观点，影响最大。 3、晋束皙主张夏代说。 4、隋牛弘主张杂有虞、夏、殷、周法说。 5、明方以智《通雅》卷12认为，“周公《月令》因《夏小正》，《吕览》因《月令》，《淮南》因《吕览》，记有异同，非后人笔也。” 6、汪鋆认为，《月令》是周、秦书经汉人修改者。证据一是汉代始有太尉之官；二是《月令》于孟冬命太史衅龟策，与《周礼·春官·龟人》“上春衅龟”不合。康有为、崔适等人认为《吕纪》、《月令》之五帝，皆刘歆伪窜。 7、杨宽先生认为，《月令》一篇，当早有成说，是战国时期晋人之作。吕不韦宾客割裂《月令》十二月之文，以为《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月令》是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家为即将出现之统一王朝所制定行政月历，分月记述气候与生物、农作物之生长发展变化，相应制定有关保护、管理生产之各种政策措施，并规定天子每月应办之大事 。 对于前六种观点，杨宽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撰《月令考》一文，详加辨论，指出其非。现摘其要点如下： 第一、《周书·月令》已散佚，无由详考，但其佚文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礼记·月令》不同，若因《周书》有《月令》，遂谓《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及《礼记·月令》亦周世所作，宁非武断！且《逸周书》之《周月解》，亦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礼记·月令》不相合。 第二、束皙以《月令》行夏时，而定其为夏代书，实为臆断。“夏正”本为“周正”之后一种新历，《月令》用“夏正”，正足见其晚出，何得据以为夏代之书也？ 第三、牛弘以《月令》皆“圣王仁恕之政”，臆断其杂有虞、夏、殷、周法，亦犹蔡邕因《月令》“博衍深远”而谓周公所作也。 第四、方以智以《夏小正》为夏书，既未审，又以“周公制礼作乐，得无一代之成书”，遂谓《月令》本周公作，亦臆说也。 第五、“太尉”之官，秦代已有，岂得据以为汉人笔？《周礼》“周正”、“夏正”杂用，“上春衅龟”用“周正”，《月令》言“孟冬衅龟”用“夏正”，何得以《周礼》为“夏正”而谓《月令》有错？“夏正”春秋时晋国已用，何得以为非周、秦之时？郡县之制，春秋、战国已有，何得据以为汉制也？至于释菜之礼、受朔之事、封侯之典，究何所据而必以为汉儒之说耶？至于古文家于《月令》中窜入五帝之说，杨宽认为：“古文家既窜入于《吕纪》、《月令》，何以不窜入与《吕纪》、《月令》相同之《淮南·时则训》，反窜之于《淮南·天文训》乎？”诸说实难服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