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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诸家的观点，杨宽先生的观点较接近于事实。 郑玄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针对郑玄和其他人的观点，杨宽先生一一考辨，提出新说。其证据可综述如下： 第一、“夏正”大概是晋人所创始，以晋本夏墟而名“夏正”。晋国于春秋时已用“夏正”，列国用“夏正”在战国末年。《孟子》全用“周正”，《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全用“夏正”。 第二、《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中提到的官职，有太尉、相与将帅、阉尹、七驺、太史、冢宰、工师、四监等。经考证，太尉等官职，与其说是秦制，无宁说是晋制。 第三、《月令》季冬曰：“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以待来岁之宜。”是用“夏正”之明证。《月令》季秋曰：“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又孟冬曰：“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季秋、孟冬所言来岁、来年，是说受朔、贡税等事，要颁行百县，必须于三月前执行，否则，不能传达于四方。并不是说“季秋”是秦之岁终，“孟冬”是“周正”之末月也。《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全用“夏正”，当是抄合晋人旧作。 第四、《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以阴阳五行为经纬，举凡天文律历、宗教风俗、生物变化、农桑渔牧及衣食住行等，全部纳入五行学说中，将五行、四方、十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十二律、五数、五味、五臭、五祀、明堂、五色、五谷、五牲等互相配合。这些配合，《左传》、《国语》、《墨子》已有部分记载，《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承袭这些观念，当出于占侯卜筮之学，成书当在战国末期。 第五、《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用晋人“五行相生”说，而《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篇》用《邹子》“五行相胜”说；于《十二纪》首章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于《尊师篇》、《古乐篇》、《谕大篇》等又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可见《吕氏春秋》是杂采群说而成，《十二纪》首章非吕不韦宾客自作。 第六、将《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与《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律篇》进行比较，发现《音律篇》是据《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改作；《音律篇》有不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同者，而与《月令》相类，殆《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和《音律篇》同据一底本，而《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音律篇》又出自吕氏二宾客之手，非出一人之笔，故不能划一。《月令》一篇，当早有成说，吕不韦宾客割裂十二月以为《十二纪》首章。由《吕氏春秋》全书观之，吕不韦宾客杂取道、儒、兵、墨之说以分释《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犹经，其所附论诸篇犹似传也。 第七、将《诗经·豳风·七月》、《大戴礼记·夏小正》与《月令》进行比较，发现《七月》所叙写豳地农民一年十二月中生产过程与生活及为贵族服役情况，较为细致，并有感慨；《夏小正》是春秋时代以农事为主的月历；《月令》是战国时代以农事为主的行政月历，三者有一脉相承之关系。 杨宽先生又有《〈今月令〉考》一文。郑玄注《月令》，辄有“《今月令》作某某”云云。孔颖达《正义》认为《今月令》即《吕氏春秋·十二纪》。杨宽先生将郑玄《月令注》中所引《今月令》十八条与《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进行对比，发现多有不合。他认为，蔡邕作《月令章句》，《说文》尝引《明堂月令》。相互比勘，蔡邕所据，《说文》所引，皆是《礼记·月令》。东汉于《月令》，简称之但曰《月令》；详言之，则以“明堂”二字冠前曰《明堂月令》也。清代汪中早主此说。至于《今月令》，乃是汉代通行的《月令》，当有多本流传，非一书也。梁玉绳首创此说。 杨宽先生的结论，可总结为：《礼记·月令》上承《七月》、《夏小正》，是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家之作，作者是晋国人之后裔。《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及《吕氏春秋·音律篇》是吕不韦宾客根据与《月令》相同的底本改编而成，《淮南子·时则训》也据《月令》而来。蔡邕作“章句”之《月令》、《说文》所引之《明堂月令》即《礼记·月令》，郑玄所说的《今月令》是汉代通行的《月令》，非《礼记·月令》。我们同意他的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