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当今,类似的说法也时有所闻。任聘的《中国民间禁忌》一书径直将冬至食饺子的意涵与年节完全一致起来: 冬至日,作馄饨为食,取天开于子(按干支计算,农历十一月属子),混沌初分,人食之可益聪明。 在这些星星点点的历史文献中,在前人一再描述的文化惊奇中,我们似乎有着远远眺望的轮廓感,对冬至节的形象突然有所悟而产生新的构型。因为这些话语的字里行间弥漫开来的,或许就是在历史的烟尘所遮掩的往昔中,冬至或多或少曾有年的意味;或者在我们今天未曾开掘的某时段的文化层中,冬至节曾焕发过年节的辉煌与尊严。 果然,在历史的记忆中笔者找到了一丝线索,远古的冬至确乎被认为是一年之中颇为特殊的节日。《周礼》中有“祀昊天上帝于园丘”之说,注谓“冬至日祀五方帝及日月星辰于郊坛”;《淮南子》有“冬至日,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以九五天子之至尊,天子公卿车骑森严,旗帜辉煌,冠冕堂皇,黄钟大吕,来到郊坛敬五方大帝,拜天拜地迎新岁,这不是给我们以相当空阔的联想余地和想象空间么?如此这般的朝贺享祀规模与级别,无疑引导着我们的思绪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延伸开去。说到这里,联想到周代以夏历十一月为正月,新年会有可能叠加在冬至节上吗?而《诗经·豳风·七月》所描绘的周人在田禾丰熟之后庆祝狂欢的场面“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令我们感受到了过年的狂欢热闹与新年祝福的味道。蔡云《吴歈》云: 有几人家挂喜神, 匆匆拜节趁清晨。 冬肥年瘦生分别, 尚袭姬家建子春。 民俗学家刘其印在《被遗忘的周历“年”——冬至节探源》一文中分析此诗时认为,“建子春”是说古代是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纪年、纪月、纪时,如甲子、乙丑……等等,“岁首”设在“子月”,称作“建子”,岁首是春季的第一个月,所以叫做“建子春”,就是夏历的十一月。现在岁首是在“正月”,正月属“寅月”,所以叫“建寅”。周朝天子姬,“姬家”借指周朝。周朝岁首“建子”,即冬至所在的十一月。后来改岁首“建寅”,人们仍在“冬至拜贺,如元旦仪”,实际是“冬至曾是年”,相对于汉以后的“建寅年”,过“冬至节”就是在“过旧年”。从历法上说,向前一点,商以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向后一点,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依然,那么,冬至节是否就裹掖在周历的那个岁首之中,而曾经享受到辞旧迎新的殊荣呢?倘若向前追溯,更有惊喜出现。据《封禅书》载:“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这就是说,黄帝时的己酉年元旦正是冬至,是“得天之纪”,就以冬至为元旦,“终而复始”了。冬至为岁首,不只是“尚袭姬家建子春”,“冬至曾是年”从黄帝时就已开始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