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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将七夕节定名为夫妻节，能够拥有数目庞大的活动主体，增加生存的机会。判定一个节日存与亡、兴与衰的标准之一，是看参与节俗活动的主体数量的有与无、多与寡，主体所处地域空间的大与小，所处社会阶层的广与狭。若将七夕节定名为夫妻节，处于婚姻关系中的男女都可以成为节俗的活动主体。夫妻数量之大不言而喻，且不受地域空间和社会阶层的任何局限，甚至也较少受时间的约束，节日可因这源源而来、数量巨大的主体后备军得以生存并持续发展。 最后，将七夕节定名为夫妻节，可以填补我国现在节日体系中的空白。虽然夫妻关系的缔结是人类社会最为久远的社会设置之一，夫妻关系自产生以来就需要调节，但在男性专权、以血亲为主位、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中，更需要调节的是血亲关系，所以我国传统的诸多节日，都不乏调节血亲关系的习俗活动。但随着近些年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婚姻和家庭也在嬗变。男性专权、血亲主位、父子轴心的传统家庭式微，两性平等、婚姻主位、夫妻轴心的现代家庭勃兴。这种情况下，对夫妻关系的调节就变得重要起来。这一点，也可以从离婚率的变化来说明。据社会学者对中国婚姻状况系统研究发现，从1980年开始，中国离婚率直线上升。1980 年，中国结婚716.7万对，离婚为34.1万对，离婚率为0.7％，离结率人们通常用离婚率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离婚状况，为4.75％。1995年，结婚929.7万对，离婚105.5万对，离婚率为1.80%，离结率达到11.35％。十五年间，离婚率、离结率都上升了两倍多。此后，全国离婚率仍继续上升。这里，我们无意于对这一现象进行褒贬，因为夫妻双方为追求幸福的婚姻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而要求离婚，应视为社会进步的表现。但离婚率的迅速大幅度提高，不能不说反映了现代夫妻关系亟需调节的现实。换言之，现代中国需要一个能够调节夫妻关系的空间。将七夕节重构为夫妻节，就可以填补我国现有节日体系中的这个空白。 然而，要使七夕节真正具有夫妻关系润滑剂的作用，仅有名称的更改是不够的，还需要节俗内容的重构。因此，重构七夕节的第二步就是要发展创造出能够被当代民众认可并自觉实践的节俗活动。 什么样的节俗活动更容易被民众认可并自觉实践？社会学者对于20世纪80年代离婚率上升原因的分析，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吴德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婚姻冲突有所增加；二是对冲突的调和能力有所降低；三是夫妻对冲突的容忍力有所降低。何雪松则归因于社会限因素减少、两性相互依赖下降、婚姻质量期望提高以及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社会限因素减少，“伦理责任作为维系婚姻的主要纽带开始松弛”；两性相互依赖下降，“妇女地位的提高在客观上刺激了妇女摆脱不满婚姻的动机”；婚姻质量期望提高，“人们不再将稳定的凑合婚姻作为衡量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志，而是更加重视婚姻本身给婚姻当事人带来的正面效应，尤其是感情和性的和谐在婚姻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现”；家庭结构小型化，一方面“使家庭矛盾的解决缺乏足够的缓冲力量，整个家庭化解冲突的能力降低”，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情感因素在家庭关系中的重要性，感情成为维系婚姻的最重要因素”社会学者们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夫妻关系的调节重在对夫妻冲突的化解，以及对夫妻感情的培养。由此，笔者以为，夫妻节的习俗活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张扬人性、打动人心的示爱活动当最能为民众所自觉实践。一束玫瑰花、一朵并蒂莲、一盒巧克力，一顿烛光晚餐，一声“I love you”，都因在丈夫与妻子之间传递和进行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梦幻般极具浪漫色彩的氛围中，夫妻间多少冲突可以化解，多少裂痕可以弥合，多少情感可以酿造。渴望被爱、强调婚姻质量的男男女女会在这样一个节日里发现和体会：原来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原来夫妻间的爱情也可以这样浓得化不开。 最后，我们还不能忘记，七夕节从名称到内容的重构，都只是节日发展的内部力量。七夕节若想改变命运，还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撑，譬如官方的提倡，信息媒体的正向宣传，商家受经济利益驱动而进行的炒作等等。试想，七夕节到来之前，信息媒体已经火爆宣传，商家也都行动起来，林林总总的节日礼品摆满街头，饭店推出夫妻温馨套餐，旅游公司组织夫妻浪漫之旅，又怎能不令人怦然心动，欣然加入其中呢？如此，或许不久，七夕节就会在中国现代节日体系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