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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英雄史诗是在蒙古游牧文化的大环境中产生发展的，因此，充分体现了游牧文化的特点。萨仁格日勒论述到：“蒙古族史诗中的江格尔、格斯尔、汗哈冉贵、汗青格勒等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决定和制约他们行为的本质因素是游牧的蒙古族人民的内在的精神生活倾向、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信念和理想等内在的文化心态。”英雄史诗中呈现的英雄主义正是游牧民族的这种文化心态的集中表现。我们知道游牧民族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动态性很强，往往不能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物质的匮乏与氏族的发展常常引起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他们通过战争手段解决氏族或部落的一些问题，维持草原民族内部的平衡。从历史进程看，蒙古族的氏族社会维持的时间很长。在氏族社会里人们受自然界的制约，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当然也不高。但是，他们生存的方式更贴近自然法则，草原民族面对严酷无情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深深懂得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自然法则。一个氏族或部落要生存发展壮大，就要在生存竞争中不断地迎接强大对手的挑战，努力制服、战胜对手。由保护自己、抢劫别人的战争状态而形成的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对于游牧民族的英勇强悍的民族性格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草原文化研究者孟驰北先生写到：“这种生存环境决定了游牧民族必须高扬原始初民精神因素中的活性因素，如冒险、进取、奋争、对抗、勇敢、无畏、进击、劫掠等等，不如此游牧民族在世界上就不可能占有什么东西，等待他们的就会是死亡。”格罗塞说：“畜牧民族的进取和好战的性格，时常会怂恿他们向较和平的农业民族进攻，而他们在军事上的卓越能力和组织，又往往会给他们以最后的胜利。”因此可以断定，游牧民族的英勇好战的性格是由他们生存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并不是现代社会那样因某个人对战争的疯狂嗜好所致。游牧文化的这种善于拼搏、志在必胜的精神培育了蒙古人强悍、勇敢的民族性格。而这种民族性格不仅对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文学体裁和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起到制约作用。所以说史诗中呈现的英雄主义思想的根源来自于游牧文化。 在蒙古族形成之前，民族性格中蕴涵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以封闭、隐蔽的形式存在的。匈奴、突厥时期，蒙古人以部落形式参与了战事，但作用不是很大，所以没有被外族发现。这时期在使用蒙古语的各部落当中已经产生中短篇英雄史诗，并达到了较成熟的水平，虽然没有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但是学者们根据史诗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从远古流传至今的蒙古族英雄史诗的研究已确定了这一点。蕴涵在蒙古人的民族精神里的英雄主义气质，经过长时间的孕育、发展之后，终于在13世纪达到了顶点。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标志着蒙古民族的形成。13到17世纪，蒙古族在亚欧大陆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当时，英勇善战的蒙古人几乎震动了整个世界，在蒙古人的铁蹄下，文明古国都束手无策，连以基督文明而自豪的欧洲人也恐惧万分。有位西方学者这样描述了当时欧洲人的紧张心态：“人们过去曾对于匈奴人（Ｈｕｎｓ）所说过的一切，今天又被重复地运用到了蒙古人头上。所有的恐怖情绪又都重新出现了，而且还更加强烈。这里又一次是游牧民、他们的流动村庄、他们那令人憎恶的在马上生活的习惯、他们那奇特的风俗、其污秽的仪表，都使习惯于洗澡和舒适生活的定居民顿生反感。那些恐怖性的描述极其丰富，它们更促使人们把蒙古人视为一种真正的魔鬼。”当时的蒙古人在外族看来是“魔鬼”，但是对于蒙古人来说，个个都是勇士、都是所向无敌的英雄。统一的蒙古帝国的成立，对外战争的胜利大大激发了蒙古人的英雄主义气概，鼓舞了他们对战争的热忱和执着，提高了蒙古人的民族自豪感。就作为蒙古族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卫拉特蒙古而言，当然也经历了这一辉煌时期的一切活动，15至17世纪卫拉特蒙古对蒙古族乃至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卫拉特联盟的成立，准噶尔汗国、土尔扈特汗国的建立，土尔扈特的东归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卫拉特各部与周边诸民族的关系，在卫拉特蒙古人民的思想和心理上留下深刻影响，这也许是卫拉特蒙古人民创作和流传《江格尔》这样的著名史诗的缘故。从游牧文化中传下来的英雄主义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成了《江格尔》的精神支柱。当然，这并不是说蒙古帝国时期的对外征战或卫拉特蒙古昌盛时期的历史反映到了《江格尔》里，而是说整个民族的当时的民族情感、精神状态、心理特性为《江格尔》的主题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土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