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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书·舜典》载帝舜日：“夔，命汝典乐教青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记载虽不能肯定就是三代时舜的话，但至少可以说它反映了较古时人们对乐歌的要求和看法。其中所说的“诗一歌一声一律”系列，是统属于“乐”的概念的。既然是“乐”，故诗虽有“言”，却完全没有象后世那样强调诗的语言内容和意义，所谓“直而温、宽而栗“二”以及“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云云，句句强调的是它的曲调。春秋时虽已发生诗乐分离的现象，然正统保守的人听唱诗，还是只注重乐谱，季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生年稍晚于季札的孔子对于《诗》的观念，也一直保持着古代重曲调的音乐观念，这与他所谓“行夏之时，乘殷之格，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的复古倾向是一致的。《论语》中提到《诗》的地方有几处，其中除了有些是受当时“赋诗言志”风习的影响，借引诗句加以触类旁通的引申以外，从本体上、亦即从《诗》本身的角度来进行评论的，只有关于《关唯》的两条，一条是《论语·八份》：“子曰：《关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郑樵《通志》七五：“此言声之和也”);一条是《论语·泰伯》：“子日：师挚之始，《关准》之乱，洋洋乎盈耳战”，而这两条都是从乐调上来着眼的。在他看来，雅、颂这些诗一失去乐调，尽管歌词还在，其所以成为雅、颂的根本已经失掉，直到把乐调找回来，才算是恢复了真正的雅项，此所谓“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因此，孔子对《诗》的观念，正是古代的“乐”的观念。战国以后，虽然《诗》的曲调和大部分古典乐章皆已亡佚，但以乐来看诗的习惯却在人们头脑中有潜在的影响，《荀子·劝学》：“诗者，中声所止也”，还是以“声”来说诗，甚至直到汉代，儒生所作的《毛诗序》，仍是这样来谈诗的特质：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暖叹之，哇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研究中国古文论的，往往把这篇著作视为我国的第一篇系统的诗文学理论，实际上，因为它所说的“诗”就是“音”，故说它是文学理论，倒不如说它是音乐理论。而这段的每一句话，也确确实实就是从《礼记·乐记》中不折不扣地搬来的。盖汉儒论诗，以祖述古代儒家为宗旨，而在古代濡家中，实在找不出真正从文学角度上来论诗的例子，因为那时只有音乐观，尚无文学观。 前代学者中，有的人虽然明明知道古代的《诗经》是乐歌，但从当时的文学观念出发，往往把文字的歌词当成了古乐歌的主干，如《文心雕龙·乐府》云：“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瞥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刘韶所谓“诗”，指歌词而言，“诗为乐心”，是说歌词是乐的核心与灵魂。既然歌词为核心，在历史生成过程上也就是先有词而后有曲。朱熹《晦庵文集》三七《答刘体仁》：“诗之作本为言志也，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二故愚意窃以为：诗，出乎志者也;乐，出乎诗者也”。 其实，从诗、乐在历史上实际产生的过程来看，朱熹恰恰是把顺序弄颠倒了。美国现代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通过对众多的原始民族乐歌的考察，发现古老的爱斯基摩族人所唱的歌，从头到尾只是一连串的咏叹而无歌词。其它的一些原始部落，其歌曲虽有歌词，却异常简单，“只有在旋律转折时一才换上一个字，而每句歌词只有一个字，这个字又往往是所歌颂的神的名字”，从而令人信服地得出：“有词的歌曲是从有音无词的歌曲逐渐发展衍化而来的”这一结论(《原始艺术》)。中国的史籍也证明了这一点，《路史》：“东户氏，其歌有乐而无谣”，从这个传说中，似乎可窥出邀远蛮荒时代的歌光有乐调而无歌词的情况。《吕览》所载的“侯人兮猜”，作为有实义的歌词也只有短短的“侯人”两个字。到了《诗·国风》的某些歌中，虽歌词增多，但也是几句简单的话随着固定的乐章格式而往返重复，每阙的歌词在重新吟唱时只是改一些字而已。这些都说明，歌中的词，确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而曲调比词产生得更早。不错，歌词作为有意义的语言，确实象朱熹所说的那样是“言志”的，但朱熹不知道，人类对“志”的表达，并非仅有语言之一途;他更不知道历史上在“以诗言志”以前，还有一个“以乐言志”的时期。周代有“乐语”一词，《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所谓“乐语”，就是音乐语言，亦即以乐曲代替言说来表情达志。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曾列举一些先秦人对“乐语”的传说，如《礼记·乐记》载子夏曰：“古乐，“二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是说古时的音乐是用来当语言使的;《礼记·仲尼燕居》叙大餐礼时有这样的话：“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是说音乐的演奏本身即可示情、示德、示事，而不必用言语去说。《荀子·乐论》有一句话：“君子以钟鼓道志”，“志”‘就是言志，钟鼓之声即能言志，也是以乐为语的情况。《论语·阳货》篇载有孔子的一段轶事：“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闻之”，面对来请的使者，孔子说自己病了，这是因他不愿见孺悲而讲的托辞，既是托辞，就不是心里话，也许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太诚实，而当面说心里话又实在不好意思，所以他才在使者前脚刚出门时，把心里的话用琴弹给他听，这恐怕也就是古时乐语习惯的遗留。春秋时上层社会交流意见、相互酬醉，盛行一种叫作“赋诗言志”的办法，就是不直接说出白己想说的话，而是从《诗经》中断章取义地挖取有关章句，把自己的意思暗示出来。如《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载，赵孟到郑国去，子大叔背诵《诗经》中《野有蔓草》来表示欢迎。《野有蔓草》原本是咏唱男女私情的歌，而诵诗人却不管诗句的原义，只取其中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的句子，以表达自己与赵孟会见的欣喜。在这种对诗的用法中，诗被掏空了原义，而变成一种抽象的、广义的、无处不可运用的成语。相对于“乐语”。它可以说是一种“诗语”。而这种“诗语”的风习，当出现在诗与乐开始分家，人们只能背诵《诗经》的歌词，而对它的乐谱已不大谙熟的时候。在赋诗以为“诗语”之前，应有一个唱诗以为“歌语”的阶段，《左传·哀公十六年》载晋侯与诸大夫饮燕，齐高厚唱诗以献，荀惬从中听出他有“异志”，当反映先前诗乐未分时，人们以唱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方式来表达己意的情况。而再往遥远的以前追溯，在歌还只有调而无词的时代，人们表达情意就只能用乐曲，也就是传说中的以乐相示的“乐语”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