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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壮鹰]诗歌与音乐(5)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文艺学网 2007-12-23 李壮鹰 参加讨论

    汉代由于阴阳五行学的影响和儒生的方士化,灾异之说越来越盛,于是为政者也就更迷信占卜,致使这种“辨妖祥于谣”的风气越发不可收拾。尤其是西汉末年以后,为政者“采谣”的记载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后汉书·郑寿传》:“辟四门、开四聪,立敢谏之拚,听歌谣于路”;《羊续传》:“为南阳太守,当入郡界,乃赢服间行,侍童子一人,观历县邑,采问风谣,然后乃进。”如此等等。当然,所采来的风谣,大多数是作了占卜的依据。
    占者是如何从歌谣中卜出天意的呢?让我们举一条史籍《五行志》中对所谓“应验”歌谣的记载与解释:汉桓帝时,京城有童谣:“城上鸟,尾毕速,一年生九雏。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此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作堂,石上谦嫌春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压卿怒。”采记者解之日:“案此皆谓政贪也。‘城上鸟,尾毕道’者,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公为吏,子为徒’者,言蛮夷将畔逆,父既为军吏,其子又为卒徒,往击之也。‘一徒死,百乘车,者,言前一人往讨,明既死矣,后又遣百乘车往。‘车班班,入河间’者,言上将崩,乘舆班班人河间迎灵帝也。‘河间婉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作堂’者,灵帝既立,其母太后好聚金以为堂也。‘石上谦谦春黄粱’者,言永乐虽称金钱,谦谦常若不足,使人春黄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承卿怒,者,言永乐主教灵帝,使卖官受钱,所禄非其人,天下忠笃之士怨,欲击悬鼓以求见,垂卿主鼓者,亦复馅顺,怒而止我也……”
    现在的人读了这种深文周纳、穿凿附会的解释,大概都会忍俊不禁的吧:但在《五行志》中,它们却都是“灵验”的,事情的发展和结果与记述者对歌谣的分析居然相契如符。怎么回事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的分析都不过是事情发生之后所补作的“马后课”而已。
    然而在古时,坚信歌谣本来具有灵验性的却大有人在。《晋书·羊枯传》中说羊祜奉命伐吴,当时吴中有童谣曰:“阿童阿童,衔刀横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龙”,羊枯从歌谣中看出了“神谕”:“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龙”者,肯定是说在这场战役中步兵不会奏效,水军必有战功。为了与歌谣中的神谕对号,他表奏晋武帝,挖空心思地找了一位小名叫作“阿童”的益州刺史王睿,封他为“龙骥将军”,率水军攻吴,以应“水中龙”之语。当然,最后确实是灭了吴国。但晋之听以灭吴,如果仅是因为这样愚蠢地与歌谣对号,战争岂不是太简单了吗?
    正因为统治者信这套,自然也也就养成对歌谣以及文学作品的猜谜式的阅读习惯,于是也就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使无辜的文人和百姓罹难,轻则入狱,重则丢命。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惨烈的文字狱,不能不说与“辨妖祥于谣”的占验之风有密切关系。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从“辨妖祥”的角度上来诠释诗歌时所用的思惟方法。这种阐释者,几乎都不去寻求作品词句本身的直接含义,而只把所有词句都看作是一种隐喻,挖空心思地用联想的方式去猜度它们背后的暗示意味,他们或者通过意象的相近,或者通过语音的相谐,把词句与池心中的意想沟通起来,从而彻底脱离原作的客观结构,而在心中营构出一个主观的阐释。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思维,实际上就是原始的隐喻思维。而提到隐喻思维,我们又想起音乐这种具有占老历史的艺术,可以说,音乐的表达正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达,音乐思惟也是一种隐喻性的思维。因为乐曲是通过抽象的声音来表现对象的,它不可能直接写实,必须通过象征作为手段,故听乐者也就必须超出乐音这种直接的声响结构,而去揣度它背后的象征意味。说起来,音乐之所以产生在上古时期,而且在那时是人们交往的重要语言,与那时的人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隐喻性思维模式是有密切关系的。而本文中我们已经指出,后世的“辨妖祥于谣”,正是从古代的“辨妖祥于乐”来的,从而可以看出,在我国历史上拖得很长的“辨妖祥”的解诗习气,似乎也就是以乐为灵魂的原始时代的思惟习惯的遗留。
    综观我国的诗歌史,可以看出,自打产生了有词的歌以后,在极长的一段时期,作为歌词的语言本身的意义都是被忽略的:诗乐结合时,人们注意的只是曲。乐谱亡佚光剩下歌词之后,人们依旧不去注意它本身的意义,而只把它当作一种隐喻的工具,通过“赋诗”而把己意暗示出来、象征出来。在“辨妖祥于谣”中,占验者照例不理睬歌谣的本意为何,而偏要拼命地杜撰出它背后的喻意。甚至汉儒在注释《诗经》时,尽管他们面对的已是一篇篇语言文字性的作品,而且在名义上也是要注出每首诗的本事与原意的,但出于顽固的隐喻思惟的模式,注释中却有意无意地超离了诗句的语义本身,动不动就是“兴也”,从而牵强附会地去揣度辞句背后的“微言大义”,杜撰出许多主观的解说。这说明,原始的、音乐的隐喻思惟模式在人的头脑中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音乐产生了文学,但它同时也长期地阻碍了文学自身性格在人们观念中的确立,就好象人们老把一个孩子错看成他爸爸,老用老子的人格去揣度儿子。我国的诗文学,就是在这种长期的误会中长大的。
    (文章来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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