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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语言中多用“以数为纪”是人们脱离文稿讲话时，为了整顿思绪、条理内容、精炼语言、方便记忆而自觉选择的程式，促使人们选择这个程式的原因，是我们人类特有的思维方式，赵伯雄先生说：“‘以数为纪’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思维的方法，是对事物的分析、综合的过程。人类认识事物，总是从简单到复杂。认知的对象变得复杂了，分类思想也就随之产生。分类，是人们认识深化的表现。但分类的结果，又会使人们产生概括的要求。先秦文献中的‘以数为纪’，实际上就是一种概括方法。”[3]对于赵先生的话，我们要作一个小小的修正，即“先秦文献中的‘以数为纪’，实际上是一种分析与概括的方法。”总起来说，赵先生的辨析非常深透，他将“以数为纪”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分析的阶段，二是概括的阶段。从分析到概括是“以数为纪”产生的思维过程。 “以数为纪”虽然是口头语言的显著特征，但不是所有口头语言都必须运用“以数为纪”，“以数为纪”主要出现在“经验”、“教训”式的口头语言中。再仔细划分，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是政治经验。《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叔向的话说： 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一也；有人而无主，二也；有主而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达者，可谓无人。族尽亲叛，可谓无主。无釁而动，可谓无谋。为羁终世，可谓无民。亡无爱征，可谓无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难以弑旧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获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宠，谁能害之? 叔向的话针对的是楚公子比(子干)自晋返楚一事所作的评论。叔向首先从五个方面——“五难”——论证子干即使返回楚国也做不成国君，然后又从五个方面——“五利”——论证楚公子弃疾(后来的楚平王)必将有楚国。叔向说的话虽是针对具体事件而发，但有普遍的政治理论意义，应当是从历代王朝兴衰，尤其是从春秋以来诸侯国内围绕君位废立而进行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政治经验。作为政治经验，它关注的不是一般的政治技巧，而是为政之道，甚至包括政治哲学，要素有：宠信、贤臣(人)、内应(主)、民、德、神、习惯法(常)等。对于这些要素，叔向根据其重要程度，经过条理，最后以“以数为纪”的形式表达出来。 二是职业经验。《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平公有病，请来秦国的医和为其医治。医和在为晋平公治病的同时，讲了一通医学理论。他说：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这些话的中心内容是讲天时与疾病的感应关系，是中医理论的先声。其中对天时、疾病的表述都用“以数为纪”，既相互对应，又环环相扣，很类似于口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原因在于它是多年治病救人、观察疾病与天时气候关系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可能是医和自己的体会，也可能是来自世代相传的心得。便于记忆，便于传授，便于应用是它的特点。 三是兵法要诀。如《荀子·议兵》记载荀子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议兵。 请问为将。孙卿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至无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亡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荀子的军事主张，有的学者认为出于传统的司马军法。[4]荀子是学者，没有带过兵打过仗，所以此处他讲的“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的为将之道，很可能来源于先辈的战争经验。用“以数为纪”的方式对战争经验进行表述有提纲挈领、言简意赅的优势，对于记诵、传授与应用也非常方便。 四是教训嘱咐。《尚书·立政》记载周公的话说： 亦越成汤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 又说：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 关于《立政》篇的主旨，杨筠如先生说：“此篇追叙文王立民长伯之事，以为成王取法，故名之曰立正也。”[5]周公强调成汤、文王、武王能依“三宅”、“三俊”做事，从而赢得上帝之命，目的是为了训导嘱咐新继位的成王要以先王为榜样，努力勤勉政事。既然是教训嘱咐，讲话者在讲话前就要对所讲内容反复权衡，精心提炼；既然是教训嘱咐，就希望听讲者能牢记在心，并能努力践行，因此“以数为纪”无论对教训者，还是被教训者，都是最好的表达与接受的方式。 “以数为纪”虽然是经验教训类口头语言程式，但书面语言也可以使用。比如：《墨子》之《非攻中》、《节葬下》与《鲁问》中的“九夷”、“三晋”，《孟子·尽心上》中的“三乐”，《庄子·天运》中的“六经”，《韩非子》篇题中的“六反”、“八说”、“八经”等。“以数为纪”在两种语言形式间的通用，基础是二者的思维方式有共通之处。所不同的是，口头语言中用的多，而且相当繁复，这都是为了记忆的需要；书面语言中用得较少，因为文字本身就有帮助人们记忆的功能。 “以数为纪”在书面语言中失去了帮助记忆的功能，反而显现了它的另外一个价值，即语言精炼、简洁，节奏明快，富有美感，诸子文章中频繁使用较为简单的“以数为纪”，原因就在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