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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形成原理 上面我们讨论“以数为纪”的相关问题，得出了一些基本认识，现在就以此为基础，对《洪范》的性质与形成原理进行分析。 《洪范》在句式与文体上的特点就是“以数为纪”，而且是环环相扣、层层叠压，组合成一套完整、系统、立体的结构。将《洪范》的这个特点与上文我们所列举的所有例证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最接近的应当是邓小平同志口头表述的“基本路线”，因此我们说：《洪范》的性质是保存在口头语言中的政治纲领。 明确了《洪范》的性质，我们再来考察《洪范》的形成原理。邓小平同志口头表述的“基本路线”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 “基本路线”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邓小平同志对它的探索与创造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既借鉴了此前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又进行了独特的创造，使得基本路线的各项内容从无到有，从简单到成熟，从分散到集中，从彼此独立到互相联系，最后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过程是非常清晰的。为了避免冗长，我们在此只选取有代表性的几项内容，看一看它们各自的源头。 “四个现代化”，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由毛泽东同志建议，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来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三个开放”，是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提出的。 这四个例子足以说明邓小平同志所阐述的“基本路线”的内容，既有来自于新形势下我们党对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清醒认识，又借鉴了老一辈革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虽然完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的结晶，但同时又是对共产党执政近四十年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 而另外某些理论的提出，可能所用时间较短，而且完成于一人之手，但其利用的资源却非常深远和广泛。从时间方面讲，可能是几十年、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从参与的人数方面来讲，可能是不同世代的许多人。比如：许树棣先生为中学生谈写作经验，[9]他说： 要集中使用时间和精力。读和写是互相补充、互相为用的。写作要以读书为基础，读书要靠写作以加深认识、加深理解。……要充分利用“三余”、“三上”，切实做到“三读”、“三到”、“三多”，也就可以把文章写得好一点。 其中提到的“三余”、“三上”、“三读”、“三到”、“三多”等，[10]就是上文我们引用的董遇、欧阳修、朱熹谈到的读书、写作的经验。在董遇等人那里，它们都是各自独立的，但在经过了许树棣先生的加工提炼以后，它们结合成了一整套既系统又全面的读书写作的理论。 “基本路线”的形成过程，许树棣对历史上著名学者读书写作经验的总结过程，共同提示我们：一个以口头语言程式“以数为纪”为主要特征的理论体系的形成途径可能是这样的：起初它的各项内容可能分别来源于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认识或经验，这些认识或经验是分散的，互无联系的。后来有人将这些分散的认识或经验，加以筛选、加工、提炼、综合，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从各项内容产生的时代讲，有的可能是来自当下的亲身实践，有的则来自对历史上已有经验的总结。从“作者”方面讲，虽然某个人或某些人为其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但它原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再来看《洪范》这篇政治纲领的形成原理。《洪范》所讲的“九畴”，涉及九个方面的内容，既有对天地万物本体的认识，又有对人性的思考，还有对巫卜的体验，更有对政治谋略的总结等。就各方面的知识而言，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能够达到的。再从人事与神事相互消长的关系来看，肯定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因此我们可以说：《洪范》的形成是集合了众人之力，从分布于各个部门的专业知识，到综合在一起形成理论体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箕子讲：“我闻在昔，鲧垔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箕子把《洪范》产生的时间定在鲧禹时代，即我国文明产生之初是有道理的，至少《洪范》中的某些内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从鲧禹到商周之际，大约是一千年左右，以我们归纳的“以数为纪”类型的理论体系形成原理来衡量，在情理之中。 当然，我们说《洪范》形成的漫长过程合乎情理，并不等于不加论证就认同箕子所说的《洪范》的年代。我们认为，《洪范》的年代问题的解决仍然可以从其语言中的“以数为纪”寻得突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