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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先秦时期的“口头传统”与《洪范》的形成年代 “以数为纪”是口头语言程式，如果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再向前追寻，就会发现“以数为纪”有一个更加广大的文化背景，这就是先秦时期的“口头传统”。[11] 先秦时期的“口头传统”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黄帝以前，上限可以上溯到人类语言产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此时人际交流完全是口头形式。第二个阶段是从黄帝到商周之际，此时“口头传统”在社会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的“古史传说时代”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的前期，而后期则产生了与“口头传统”并行发展的“书写传统”，如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类典册等，而《诗经》早期篇章与“诰誓号令”则是“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相结合的产物。第三个阶段是从商周之际到战国末年，此时以史官文化为代表的“书写传统”逐渐发达起来，而战国时代诸子私家著作的出现，则标志着“书写传统”在主流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社会生活中，“口头传统”仍然活跃，并且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而一直延续下来。 我国先秦时期的“口头传统”与古希腊的“口头传统”有明显的不同。古希腊的“口头传统”主要是史诗，而先秦时期的“口头传统”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是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12]一是以《洪范》为代表的政治经验与诰誓号令等。 我们已经指出，《洪范》是“保存在口头语言中的政治纲领”，它除了上文所揭示的“以数为纪”的口头语言程式外，还采用了韵文的形式。《墨子·兼爱下》云： 《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 《墨子》所引《周诗》就是《洪范》。《洪范》被称作“诗”是因为有韵，而且“都合于西周及《诗》的用韵通例。”[13]因此我们说：《洪范》既是口头创作的作品，也是口头流传的作品，因而是典型的先秦时期“口头传统”的产物。 在创作阶段，《洪范》集合了众家口头流传的职业经验，无论是政治的实践，还是对社会与自然的观察。作为经验，为了便于记忆与传授，语言采取了“以数为纪”加韵文的形式。阮元说：“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是以有韵有文之言，行之始远。不第此也，且以数记言，使百官万民易诵易记，《洪范》、《周官》尤其最著者也。”[14]葛志毅先生则进一步发挥说：“古代的韵文，其初不全出于美感而作，实多为诵习授受的方便计。故韵文在初实为一种具有固定形式、以使内容不易变改、且易于记诵的口诀式文体。”[15]古今学者的论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所以能一语中的。 因为“其初不全出于美感而作”，所以《洪范》虽然是韵文，是“诗”，但不像《诗经》那样是为了用来歌唱。《洪范》的流传方式是口头讽诵，讽诵是介于朗读与歌唱之间的形式，即“背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16]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讽是干念，背书；诵是打起调子来念。”[17]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因为它的内容是政治纲领，传与受是在统治者中间进行的。 这样一篇典型的“口头传统”的作品，其产生必定是在“口头传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个时代则非夏商莫属。在此之前，我们的先祖对社会、自然、政治等各方面的实践与认识，都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平。在此之后，“书写传统”逐步发展起来了，由发挥辅助作用到最终完全取代“口头传统”在主流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没有了产生无论句式还是文体都如此繁复的“以数为纪”的社会文化土壤。 我们把《洪范》的形成年代定在夏商，是指《洪范》由单项内容的产生经口耳传诵到基本定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洪范》的内容由分散到集中，形式由粗糙到完善，其中某些个人可能起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已经不知其详，但可以初步确定箕子可能是这样的关键人物之一，因为箕子在商末是“在父师之位而典之”，[18]并最后由箕子将其献给周武王。《庄子》说“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圣人之法，诚哉斯言! 六、余论 先秦时代在语言、文体上与《洪范》类似的文献，还有《易》与《逸周书》中的《大武》等篇章。《易》的语言中既有“八卦”这样的“以数为纪”，又有简洁的韵文；《大武》等篇章的语言也是“以数为纪”加韵文的形式，因此笔者认为它们也是先秦时期“口头传统”的产物。《易》的形成时代上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犧，下则断于西周初年，正与“口头传统”的兴盛时代相始终；《大武》的时代，按照《逸周书·序》的说法，是在西周初年，也在“口头传统”兴盛时代的范围之内。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确定不移的历史实际。不过，要对此加以证明，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容纳得了的，笔者只是在此提出一个话头，待以后作专文来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