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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参加大连“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向会议提交了《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1]一文，在搜集清代地方志风俗志岁时节日资料时，注意到清人以二月初三为文昌帝君诞辰的日子，士人有文昌会的活动，该日已成为清代的一个节日。1998年我以明代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为基本资料，写了《明代岁时节日生活》[2]一文，当时特别注意文昌诞节的资料。但是，在从三百余部明代地方志搜集的约130种地方志岁时节日资料里，结果只发现一条记载，即崇祯《嘉兴县志》卷一五《里俗·岁时所尚》：二月“三日，为梓潼帝君诞，士子家设牲醴祀之。”[3]因此，我断定文昌诞作为节日流行于社会上，是在清代发生的[4]。研究清代的文昌诞节也就有了特别意义。1986年的那篇文章，引用资料数量有限，而且基本上是清前期的，文昌诞节的介绍非常简略。兹欲对清代的文昌诞节进行专门探讨，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5]，该书按地区分为六卷，计十大册，岁时节日资料丰富。 一、文昌神信仰的演变与清朝的倡导 关于文昌神信仰的由来与演变，宗力、刘群在《中国民间诸神》[6]一书中纂辑大量基本资料并加按语，作了精辟的概括。日本学者森田憲司《文昌帝君の成立》[7]一文诚如该文副题所示，揭示了文昌帝君从地方神向科举神演变的历史，详于宋元时代以前。参考他们的研究，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明清以前文昌神信仰的简况。 文昌神的由来，《史记·天官书》的记载较为古老。该书指出：“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刘宋裴骃集解引晋灼语，说斗魁似匡，故曰戴匡。唐司马贞索隐引文耀鉤语：“文昌宫为天府”。《孝经援神契》语：“‘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又引《春秋元命包》：“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司灾主灾咎也。”[8]根据以上记载，可知文昌神信仰基于古人天体自然崇拜以及对宇宙秩序的思考，古人将北斗七星中勺的部分也比喻为筐，这是从形状上观察，更重要的是把斗魁戴匡六星与人间社会秩序相联系，赋予主宰人间的功能。因此比照人间的政府，视其为天府，系天之精灵所聚，传播天的法度，命名为文昌宫，六星各司其职。文昌六星是一种广义的解释，汉以后流行的文昌则是狭义看法。《周礼·春官》叙大宗伯之职说：“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郑玄注云：“郑司农(众)云：‘司中，三能，三阶也。司命，文昌宫星。风师，箕也。雨师毕也’。玄谓……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9]。可知郑众以司命为文昌星，而郑玄认为司中、司命是文昌宫的第五、第四星。《风俗通义·祀典·司命》也把司命作为文昌神，并说“今民间独祀司命耳”[10]，看来其信仰已在民间相当普及。据北宋真宗年间张君房所编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可知道教以文昌星神为司命之神。 不过，也是道教在宋元间把四川梓潼神附会为文昌帝君。梓潼神在东晋以前是恶子信仰，常璩《华阳国志》卷二记载：“梓潼县，郡治。……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杵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11]恶子神可能源于古老的雷神信仰[12]。综合宋代的文献记载，可知梓潼当地又传说恶子姓张，系蛇精[13]。张恶子仕晋战死而庙存，曾迎唐明皇于蜀，追命左丞相。助僖宗封济顺王，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因助官军被追封英显王[14]。据森田憲司考察，可知南宋绍兴年间，又不断加封“武烈”、“忠佑”、“广济”的封号，成为“英显武烈忠佑广济王”八字封号。嘉定六年(1213)改封“英显武烈文昭忠济王”。梓潼神的父母和妻子从北宋徽宗时起受到各种追封和加封。梓潼神的影响在宋代扩大，传至川外。而且除地方守护神的性质外，还具有预知科举仕进的功能。元代道士遂假托梓潼降笔为自传《清河内传》，称周初降生于黄帝后裔，以后历代显化，玉帝命其掌生死爵禄。梓潼神与文昌神功能合一。该书收入明版《道藏·洞真部谱录类》成为道教经典，影响更为深远。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人遂以文昌帝君称梓潼神[15]。元朝末年贡师泰说：“梓潼神，祠在蜀郡梓潼县，累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今郡县所在亦多祀之。”[16]可知文昌帝君已被相当多的地方官员祭祀。 笔者尚未见到对明代文昌信仰的专门论述，兹根据台北所编《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检索《四库全书》明人文集中记载文昌阁(祠、庙、塔)之文，以及笔者翻检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明人文集收集的此类记文，结合其它资料，做一初步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文昌神信仰在社会上进一步普及。值得注意的问题有几点：一是国家对梓潼神信仰的抑制。孝宗弘治元年(1488)明朝整顿祀典，着眼点是清理佛道信仰，以正人心。礼部尚书周洪谟等建言：“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没，人立为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文昌六星与之无涉，宜敕罢免。其祠在天下学校者，俱令拆毁。”[17]结果如议行之。可知明初学校沿袭元代旧有礼俗，英宗时新修京师梓潼帝君庙并遣官致祭。孝宗时代强调梓潼地方神的原有品格，将之与文昌六星信仰分开，取消国家的祭祀和学校的祠祀。至于民间的梓潼神信仰，如湖广沔阳人陈某在墓祠附近设置一组建筑物，东有真武观、观音阁，西有祭祀“梓潼神张仙”之所，题额“崇文”[18]。仍然有视梓潼神为“文事”之神的情形。 二是文昌神信仰借助明朝崇奉北极真武而传播。玄武七宿被后人奉为真君，宋真宗避讳，改为“真武”。靖康初年，加号“佑圣助顺灵应真君”。道家附会说：真武为净乐王太子，修炼武当山，功成飞升。奉上帝命镇北方。被发跣足，建皂纛玄旗。元代方志承袭此说：“真武。隋开皇元年三月三日诞生，而神灵居武当山，四十二年飞升。今有飞升台，即其地。[19]”朱元璋平定天下，以真武阴佑为多，曾经于南京建庙崇祀。规定每年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官致祭。朱棣靖难成功，为感谢真武神助，又于京城并武当山重建庙宇。明朝称真武神为“北极佑圣真君”，“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宪宗尝范金为像。”[20]世宗曾以文昌像赐礼臣。明朝以湖北“大岳(武当山)专祠北极，百神附焉”。对于文昌神，明人汪道昆(1525-1593，嘉靖廿六年进士)认为“祠家则以其降神于蜀，率象神而祠之;尊北极者主玄君，尸祝之意钧也。”前者是指梓潼神，后者则是以北极真武作为统领文昌之神。因此，穆宗时在士大夫的主张下，“依北极祠文昌”，在武当山“得隙地于三公峰之阳”而建堂。堂成汪道昆写有祠记，认为：“文昌用事，则文武爵禄之司，其命曰文，右文事也。”[21]汪道昆还为安徽休宁白岳齐云山的文昌祠写有祠记，记文开篇就谈到了北极真君与文昌的关系：“玄君北帝也，我国家建都北极，奥主玄君，盛德始于北而济于南，二畤俱在。于楚则畤玄岳，文皇帝治之;于越则畤白岳，肃皇帝治之。一以巨丽，一以神奇。絜其广狭不同亦晋之于鲁也，所出同也。夫天象悬衡于北斗戴匡，而居斗口者曰文昌。二畤故未有特祠，殆非类于上帝之义也。”[22]可见文昌是由于位居北斗斗口而被特祠的。文皇帝朱棣重视大岳武当山，而肃皇帝重视白岳齐云山。汪道昆继倡议建大岳文昌祠后，又倡议了建白岳文昌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