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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54例中，除去第18、23两部民国方志与清代的同属一地不计算外，时间分布是康熙1例、乾隆3例、嘉庆10例、道光5例、咸丰1例、同治2例、光绪10例、民国18例，第40、45两例系抄本，时间不详，其中清代部分计32条。西南卷所收清代方志127种，各朝数量统计为康熙6种、乾隆14种、嘉庆20种、道光23种、咸丰6宗、同治18种、光绪45种、宣统1种，此外只知清代的4种。从中可以看出，有文昌诞节的32种清代方志约占西南卷所收127种清代方志的25%，比例远远高出北方地区;各朝中嘉庆修方志中记载文昌诞节的占嘉庆总数的50%，比例最高，说明嘉庆朝是文昌诞节的重要发展时期，序号14的嘉庆《邛州志》说：“文昌寿诞，近入祀典，士子亦有演戏庆祝者。”可以作为旁证。康熙、乾隆两朝的方志数量少(20种)，有文昌诞节的记载也少(4种)，亦占25%，与总比例相同，说明这一比例正常。文昌诞节事例的地区分布为四川(序号1-34)、贵州(序号35-42)、云南(序号43-54)三省区，以四川为多。梓潼神的家乡是四川，传说他就是文昌，故四川的文昌诞节普及最快。比较而言，邻近四川的云贵两省也是文昌信仰的普及地区。文昌诞的节期有10例是二月初二、1例为上丁日、1例为二月十三日(按，疑“十”为衍文)，其余都是二月初三。四川方志的文昌诞节记事较其它省区丰富，说明作为节日这里有相当好的民俗基础，因为其文昌诞节多是作为梓潼帝君诞节进行的。四川的文昌诞节除了士人积极参与外，比较具有群众性，演戏庆贺较为普遍;其它文娱活动也兴盛，如盐亭县、酆都县、太平县要迎神赛会，毕节县的游神队伍很有观赏性，大理县的欢庆气氛浓烈。文昌神也被作为祈子之神，《温江县志》、《盐亭县志》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士人的文昌会比较兴盛，所谓文昌会，主要是举行宴会，《金堂县志》记载了当地各学每年轮流举办的规定，很制度化。 西南地区文昌诞节有“洞经会”以及里社建清醮、傩活动。序号22的同治四川《涪州志》载二月三日，“里社建清醮祈谷，大傩。平畴播谷”。序号37民国贵州《绥阳县志》说该日“里社建清醮”。序号39的光绪贵州《普安厅志》讲是日：“里社建清醮傩，制龙舟，以驱瘟疫”。明清时代南方一些地方以二月二日为社诞日，以上地区二月初三里社建清醮祈谷、以傩驱疫活动，是将春社活动放在文昌诞节进行的结果。所谓“洞经会”也是以春社禳除灾崇的建醮为基础的，序号33的光绪四川《盐源县志》说二月初二“城内及盐井文昌会，谈演《大洞仙经》，盖越嶲有紫府飞霞，故俗尤恭敬。”民国云南的5种方志记载了洞经会：序号46的《宜良县志》记载二月初三“城内文昌宫设‘洞经会’，庆祝文昌诞。”序号48的《元江志稿》说：“为洞经会，因光绪末年瘟疫流行，邑人刀兆瑞等提倡谈演，以祈时和。凡与会者，娴习礼乐，崇尚道德，于社会尚有裨益。会期观者如睹。”序号50的《景东县志》说“月内，城乡谈演洞经以逐疫”。序号52的《禄劝县志》说二月初三“城内文昌宫设洞经会，庆祝梓潼帝君诞”。序号53的《大理县志》记载二月初二“城乡人民有鸣钲伐鼓、丝竹齐奏、讽所谓洞经以庆祝所谓文昌者”。总而言之，洞经会因“谈演”《大洞仙经》故名，出现于清末民初;形式是“谈演”，具有表演性质[55];其功能兼具逐疫和庆祝;洞经会也近似善会组织。其本质是春社受到了道教以及文昌信仰的影响。 (五) 中南地区 根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制成下表： 表五：中南卷文昌诞节一览
以上21例中，第4、9、11诸例皆与清代方志记载重复，可以不计。所余18例的时间分布为康熙1例、乾隆3例、嘉庆1例、道光1例、咸丰1例、同治6例、光绪1例、民国4例，其中清代的14例;中南卷所收清代方志295种，有文昌诞节记载的仅占不到5%，比例较低，文昌诞节也以嘉庆以后为多。文昌诞节地区分布在河南(序号1-11)、湖北(序号12、-13)、湖南(序号15-16)、广东(序号17-20)、海南(序号21)，以河南为多。节期二月朔1例、初二3例，八月中秋1例，余为二月初三。文昌诞节的内容也以士人作文昌会宴饮相聚、演戏敬神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文昌神诞节与北方社日龙头节的混合，序号1、2的仪封县和兰考县农民在二月初三祀土谷是社日活动，而序号5的辉县龙头节祀文昌神，是把文昌诞节提前一天进行。序号20的遂溪县于中秋祭文昌，当是文昌信仰与秋社结合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