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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历史上的基层设置从来不是精确无误有如“铁板一块”，《汉书•百官公卿表》曾用“大率”一词来表述基层设置，已道出这一特点。《宋书·百官志》追溯秦汉以来县令及以下官吏时，曾言“其余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说明“旧俗”可超越“定制”。以上两者表明，不管是地方文献还是全国性的文献，在不同程度上都蕴含着俗与制的关联，应该予以“在地化”的开放性解读。 关键词：俗；制；基层设置；“大率”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在中国历史上，礼与法几乎是一体的两面，如司马迁所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1] 陈寅恪进而论汉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的现象说，中国“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2]。陈先生将礼、法、制度和公私生活并论，可见不仅礼与法是一体两面，法也与制度相通，甚或可以是制度的通称，而皆与生活相关。故法与俗的关联互动，大体也在“礼俗互动”的范围之中。直到近代修订新刑律，修律大臣沈家本所申明的宗旨，仍是“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3]。他把“礼教民情”视为修订刑律的本土思想资源和制度基础，并强调其“历世相沿”的一面，最能体现礼、法、俗的相互关联性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也维系于历史之中。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文的制度从来以指导意义为主。有法不一定依，执法不那么严，在今日甚遭诟病，却是昔年的常态。盖法之前还有“禁于未然”的礼，法之上还有指导一切的“道”。因为有“道”的存在，“法”在中国社会中从未到很高的地位;因为有“人情”的存在，“规矩”同样不那么严格。或许“人情”本身就是“规矩”，故“法外施恩”不仅是戏曲里的唱词，它也长期存在于现实社会、尤其是官吏对案件的审断之中。例如，晚清樊增祥的《樊山政书》之中，便颇多不严格按律审断的案例。重要的是樊氏正以此自豪，觉其可为他人范例;而该书也的确被视为“官箴书”，为其他州县官所参考。[4] 当然，成文规则是绝不能忽视的，毕竟所有调适性的“权宜之计”，都建立在既存规矩的基础之上。但规则的条文并不等同于其实施，也是不言而喻的。据条文说历史，更多得到的是一种理想的或设计中的状况，与实际总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且还有各时各地的不同。在昔人不甚注重的地方(以及动荡的时代)，规则条文本身及其实施，又更为松散。 一 如果把法视为广义的制度，《宋书·百官志》在追溯秦汉以来县令及以下官吏时，曾说到“其余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5]。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述，不仅提示出一种明确的信息，即县以下层级的各类设施，并不深受重视;同时更揭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在这一层级的职位和人员设置方面，“旧俗”往往超越“定制”。 《宋书》的概括虽后出，但从周代到明清，都多少可见类似的现象。例如，《周礼》中设置了大量的乡官[6]，然王夫之注意到，《周礼》中“乡则比、闾、族、党，遂则邻、里、酂、鄙，各有长，司其教令”，却“未详其使何人为之”。盖“《周礼》但记其职名，而所从授者，无得而考”[7]。 《汉书•百官公卿表》更明言：县以下“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8]。此用“大率”，已表明这是一个抽象性的概括表述，其细节当时人或也未必很清楚，述史者对此有清楚的自我意识。惜后之研究制度者，往往想要考证出一个精确无误的结果，这虽是任何研究者都想做也一直在做的，有意无意间却不够注意述史者特意使用的“大率”两字。 例如，学界多有辨析“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关系，王毓铨先生较早提出乡、里与亭是不同性质的不同行政系统，后来尽管对“亭”的具体指谓有争议，但大体皆沿此思路探讨。后林甘泉先生又提出“十里一乡”和“十里一亭”是并存的两个基层行政系统。[9] 目前多数人的共识是“十里一亭”的“里”是里程的“里”，而不是一个聚落之“里”。但这样《汉书》就漏掉了作为乡以下行政单位的“里”，也与接续的“十亭一乡”不甚协调。尽管《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风俗通》也说到“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汉书》中却并无这样的表述。换言之，不论我们是否接受这些后出研究的认识，它们都与《汉书》本书的表述不够契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