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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严耕望先生所辑的汉代乡官和乡亭吏(他将二者区别处理)，种类已远远超出《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言。[10] 若据出土的尹湾汉简之《东海郡吏员簿》(见前注)，则《汉书》此表未列而严先生也未辑者还有许多种。我并不赞同据一二出土材料否定基本史籍，若注意到原有的“大率”两字，则有些异同的存在，本亦当在意中。同时也证明《汉书》这一“大率”，正是述实之语，应引起我们的进一步重视。 而对前引《宋书》论断最直接的支持，就是史称“隋废乡官”一事。乡官本当是汉代三老、力田、游徼一类，但至少从北齐开始，一些人也把州刺史自辟之僚属称为乡官，这类称谓似沿及隋代。于是隋所废“乡官”究何所指，便有两说，各有所据，也各有所阙。若仔细考察，相关情形的记载，仍处于一种此处有而彼处无的“大率”状态之中。那些内容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日实情，尚须斟酌，似不必一定要得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准确结论不可。[11] 从《周礼》的缺乏执行“细则”，到《汉书》“大率”，再到《宋书》“各有旧俗，无定制”的概括，可知乡里设置的记载，向所欠缺，往往点到为止，语焉不详。这一特点渊源甚早，长期存在。既可逆推前代，亦延续到后代。如明清的保甲、里甲，在体制设计上有明确分工，也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辨析，然到操作层面则发现，两者在各地从名称到实际作用均非一律，常相混淆，大致仍是一种各依“旧俗”而无“定制”的状态。[12]或可以说，历代基层乡官的设置，从称谓到职掌，都往往处于一种既有规则又容许伸缩的波动状态之中。若套用《宋书》的表述，就是此处有而彼处无、此处名为甲而彼处名为乙，有明显的“大率”特色。 这样一种看似轻视的特色，意味却极为深长。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中国历代政权所追求的，就是在“天威”象征性存在的同时，又使国(state)与民相忘，不必时时向老百姓提醒“国家”的存在。[13] 胡思敬在1910年也曾指出，在清末新政未兴之前，中国各地是“不必张树地方自治之帜”，而“隐然具一自治之规”[14]。地方自治这一外来的新术语向我们提示出，“国家”允许旧俗突破定制，恐怕是一种有意的“放任”。陈独秀便曾把中国传统社会的“与众不同”概括为“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盖“除了诉讼和纳税以外，政府和人民几乎不生关系”，而人民自己“却有种种类乎自治团体的联合”。在他看来，这就是中国实行民治的历史基础。[15] 二 另一方面，这里还有一个史料产生的问题。我们今日据以研究的史料，往往带有傅斯年所谓“电报语法”[16]的特色，惜墨如金。甚至昔人看重的官制，也常点到为止，而不详记其变迁。刘咸炘注意到：“《左传》所载周室官名，或不同于《周官》;《汉书》所载官名，多不见于《史记·百官表》。盖典要之书及史志所载，止大纲而未详细目，止定制而未及变例，止一时而不该后来;加以文书所用、俗人所称，每有异名，不同今典。”[17]就像近代“府县正堂之称，局所兼差之目，皆不得见于《会典》，亦无征于史宬”[18]。 一般官制记载尚且如此，若乡官一类昔人本不甚注重的地方，就更可能有出入。在“以人为本”的纪传体史书中，如梁启超所总结的，“旧史除国家法制外，余事皆附人以传”。乡里“自治非一人之畸行，则无述也固宜”。盖乡治虽“可称述者颇多，特其乡未必有文学之士，有之亦习焉不察，莫或记载。史家更不注意及此，故一切无得而传”[19]。所谓“一切无得而传”或有些过，但昔年乡闾设置状况的记载，也带几分随意，既要当地有文学之士，还要他们愿意观察、记载，其可称述者才得以流传。 这类史料形成的特点，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即我们所见史料中基层设置的“大率”特性，既可能是本身就存在的，也可能由于记载较为随意，还可能是两皆有之。这样多重的叠加，更增强了乡闾设置的模糊性，解读时应予充分的重视。若“以不知为不有”[20]，或“以不见不知为不存不在”[21]，以及史本大率而必使精准，皆史学之大忌。可惜的是，上述记载方面的特点，常被忽视。刘咸炘就说，他指出的史载官制多是“止大纲而未详细目，止定制而未及变例，止一时而不该后来”的特点，便为“考据家”所“不知”，导致很多困惑。[22] 如果昔人的设置和记载不以精详为追求，我们研究中的处理恐怕也要有相应的“对策”——史籍若止有大纲，我们就不一定据其他文籍(含出土史料)的细目而反驳甚或否定大纲;史籍若止言定制，我们就不一定据其他文籍的变例反驳甚或否定定制;史籍若止言一时，我们就不一定据其他文籍的“后来”反驳甚或否定“一时”。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努力去探寻和完善各类官制的细目、变例和“后来”，却必须允许并接受大纲与细目、定制与变例及“一时”与“后来”之间的紧张。 尤其对于往昔史家所不注意而一般士人亦习焉不察者，后之研究者若必以“刻舟求剑”的方式一一精准落实，或“以不知为不有”，或记载不详不确就使之确切，记载有冲突即仅取其一，都可能出现问题。或不免如刘咸炘所说的“考据家”，徒然自寻烦恼。 “刻舟求剑”是傅斯年的用语，他曾经提醒顾颉刚，治上古史不要“凡事好为之找一实地的根据，而不大管传说之越国远行”。由于存在“传说走路”的现象，“如必为一事找他的理性的、事实的根据，每如刻舟求剑——舟已行矣，而剑不行。凿矣”[23]。上古如此，后世亦然。有时候，规则实施的过程比条文更重要。若放弃事事“求其是”，而通过“求其古”，在展现历史进程的同时，或许便能“近其是”甚或“得其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