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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顾复初曾说，李商隐的诗本“幽约隐僻，所以不能确诂。后人极意窥测，往往有求近而反远者，故当以大略观之”。同样，温庭筠的《菩萨蛮》，也“当随意领取，则处处皆活，字字皆虚;一为逐迹寻根，便堕入云雾”[24]。盖虚即虚解，反而活络;一旦落“实”，便可能堕入云雾，求近而反远。缪钺师也曾说，作诗用辞，有时与古人巧合，而作者并无用古之意。后世注诗者若“根据‘无一字无来历’之标准，一定要为每一句诗都寻找出处者，有时未免刻舟求剑，未必得古作者之用心”[25]。 简言之，“大率”的表述，不妨以“大率”解之。而《宋书》所说的旧俗可以超越定制，更是一个重要的启发。它提示了田野经验的重要，有时若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就可能看不懂地方文献。[26]过去的研究，确实更多从全国视角观察和思考问题。其实梁启超早就提出，中国从很早开始，“已渐为地方的发展”，故欲“了解整个的中国”，必须“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尽可能“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27]。 不仅是地方文献，别的文献恐怕也在不同程度上蕴含着俗与制的关联(甚或紧张)。对于任何文献，都不妨实行开放的解读：首先是地方文献的在地解读，却也不排除地方文献的全国的、甚或世界的解读;同时还要有全国性文献的在地解读，以理解旧俗与定制的关联互动。在此基础上，不仅从大局看一个个地方，而更从一个个地方去看大局;则昔人以“大率”表出的乡闾设置(包括其以“大率”表述的方式)，同样可以揭示出更长远的整体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宏观问题。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5年第4期，第6—9页；本文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