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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厌胜制度 根据阴阳五行说，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阴阳五行中某一方面的属性。阴阳五行平时处于相互克制的均衡状态，一旦均衡状态被打破，灾害就会发生。如果阴盛阳衰，天气表现为阴雨连绵，久而不晴；反之，阳盛阴衰，则会天旱不雨。汉代大儒董仲舒的思想是：“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19]。也就是，阳气太盛导致旱灾，需要闭阳而纵阴，阴气太盛导致阴雨，需要闭阴而纵阳。这种通过调节阴阳五行来祛除灾害的作法古称“厌胜”。这样，当需要求雨时，就产生了许多禁忌。据《古今注》载：“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入市也”[20]。季夏祷雨，每十日迁徙市场一次，“禁男子无得入市”[21]，这是由于男子属阳。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夏旱，大雩，不得举火。这是因为火属阳，臣瓒解释说这样可以“抑阳助阴”[22]。 止雨也能采用厌胜方法。《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反拘朱索[萦]社，伐朱鼓”。注引《汉旧仪》曰：“成帝三年六月，始命诸官止雨，朱绳反萦社，击鼓攻之，是后水旱常不和”。为什么要用朱绳缠绕社呢？干宝解释说：“朱丝萦社。社，太阴也。朱，火色也。丝，(维)[離]属。天子伐鼓于社，责群阴也；诸侯用幣于社，请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圣人之厌胜之法也”[23]。在这里，实际使用的是阴阳五行的相克理论。 汉代采用厌胜方法还表现在：压制火灾可以用起大屋的方式[24]；在夏至和立秋举行防火仪式预防火灾[25]。《后汉书·礼仪志》：“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至立秋，如故事。”规定在夏至和立秋，禁止放火烧荒以及用木炭冶炼，从仪礼上防止火灾的发生；在建筑装饰上使用厌胜法防止火灾[26]。 厌胜法虽然是非理性方式，但因其有理论解释，貌似科学，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4、改元制度 汉代自汉武帝建元开始，至汉献帝延康止，共有近80次改元。笔者根据《汉书》、《后汉书》帝纪部分的后人注释，统计得出与灾害直接相关的改元至少有23次，可见因灾改元影响很大。 汉代因灾改元次数如此之多，与当时社会流行的灾异天谴思想密不可分。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无不是这一思想的忠实信任者。灾害发生后，皇帝会承受巨大压力，渴望以简洁有效方式迅速化解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汉武帝创建年号，本为纪年方便，初为每六年一改元，所以，改元最初目的不过是为纪年。但至武帝太初五年(前100)，因前几年多旱，甚至有民暍死，故改元“天汉”。《汉书·武帝纪》注引应劭曰：“时频年苦旱，故改元为天汉，以祈甘雨”。颜师古注：“《大雅》有《云汉》之诗，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灾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为年号也”。可见，改元“天汉”寄托了武帝消减旱灾的美好愿望，不惜打破改元的时间规律。但改元并不能真正阻挡灾害的来临。就在武帝改元的当年夏，大旱，天汉三年仍然大旱。也许武帝意识到改元的作用有限，在以后的两次改元中，都没有出现因灾改元。但武帝已经为其子孙种下了因灾改元的基因，西汉中后期与东汉中后期，因灾改元的现象非常普遍。有些皇帝虽然是为了消减灾害而改元，但是在遵守改元时间规律的前提下，挑选适合消灾的名称而已。如宣帝改元“地节”，是在“本始”年号已经使用满四年的前提下，为消除地震而设立的。元帝、成帝年间，多次设立与消除灾害有关的年号，也基本上遵守改元时间规律。但从哀帝开始，出现为消除灾害而疯狂改元的现象。东汉时期，改元时间已经没有多少规律可寻，多凭皇帝一己之意，因灾改元现象得到最大体现。 5、因灾异免三公制度 先秦时人认为，国王或诸侯作为宗教领袖，负有以一己代替全国人民承担灾患的重大责任。这样的观念造成的结果，在汉代就演变成，当灾害发生后皇帝下诏责己，后来更变成因灾异免三公。 汉代皇帝继承了春秋时国王愿意承担灾异责任的传统。汉文帝二年(前178)，两次发生日食，文帝下诏自责[27]。到十三年夏，文帝说：“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28]。因为祕祝之官将灾害转移给臣下，汉文帝不愿意为之，故将之废除。下诏自责的皇帝多是明君，敢于承担责任。如明帝永平十三年因日食，三公免冠自劾，明帝制曰：“冠履勿劾。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忧惧遑遑，未知其方”[29]，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遇到不愿承担责任的皇帝，宰相只有代替皇帝，受到免职的惩罚。按灾害阴阳说的观点，灾害的发生是阴阳失调所致。而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30]，本就负有“理阴阳”的重任，所以，当皇帝不愿承担责任，“理阴阳”的宰相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元帝时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开始主动因灾引咎辞职。有学者认为这是汉代三公主动以公开的形式承担“灾异”责任之始[31]。 经过数次宰相主动替皇帝揽过，灾异责任逐渐从皇帝下移至宰相了。西汉后期，皇帝多次因灾将宰相免职。薛宣[32]、孔光[33]等都曾因灾被免。 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宰相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三公制正式成立。丞相改称司徒，太尉改称司马，御史大夫改称司空，三公地位平等，同为宰相，联合执政。这样，他们都负有“理阴阳”的重任，同时承担发生重大灾异的过失。政府免三公并不是任意的，而是与三公的职责联系起来考察。《韩诗外传》提出：“三公之得者何？曰司马、司空、司徒也。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阴阳不和，四时不节，星辰失度，灾变非常，则责之司马。山陵崩阤，川谷不通，五谷不植，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民怨其上，则责之司徒。”[34]但实际上，灾害发生后罢免哪一位宰相，并没有区分得如此细致。东汉一般事归尚书台，三公权力缩小，仅相当于咨询机构，但名义上他们仍是政府高官，对灾异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因灾异遭到免职的三公多不胜数。司徒鲁恭[35]、太尉张禹”[36]、司空周景[37]，都曾因灾免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