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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保护的范围包括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民间知识、手工技艺等一切无形文化遗产，这为无形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存，为弘扬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 一、千古之谜 保护的前提是重视，理解的前提是研究。即以史诗为例，有多少遗存正待我们去搜集、整理、记录、研究啊！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荷马与荷马史诗；一百多年来，卓有成效的研究者提出并试图回答“荷马问题”：荷马是一个人还是若干人？如果有一位名叫荷马的行吟诗人，他是不是盲人？他如何能够创作、记住并吟诵数以万行计的《荷马史诗》？ 荷马生活的时代在公元前9～8世纪，那时还没有希腊字母表，也就是没有《荷马史诗》的书面文本。荷马去世后两三百年，即公元前前700年～650年，《荷马史诗》才被写定并以书面形式流传后世。 荷马那时的行吟诗人没有文字依傍，其中有些还是像他那样的盲人；他们是什么天才，居然能够“编织”数万行的巨型史诗？即使编织出来了，他们又怎么可能记住这么长的史诗，怎么能够几天几夜一口气唱完？既然不是“文人”，他们又如何“编织”出韵律整齐、生动感人、语言优美的史诗？他们依靠天然的诗才还是依靠“死记硬背”？他们吟唱时是否“神灵附体”或“神经错乱”？《荷马史诗》被写定后就已“死亡”，不再有人传唱，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亦或是好坏皆有？ 这是千百年间难以求解的问题。但近百年来，峰回路转，《荷马史诗》的谜底逐渐揭开。 二、揭开谜底 《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是古人类文化的巅峰之一，也是全人类的重要遗产之一。 我国的史诗极为丰富，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史诗仍然活跃在今人的口头传统之中，许多活着的吟诵诗人仍然能够演唱这些史诗。 当今世界活跃的史诗当然不限于中国，亚非拉美许多国家均有这样的史诗传唱，但没有与中国的三大史诗匹敌者。 这三大史诗是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均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江格尔》长达10万行，玛纳斯20余万行，《格萨尔王传》１００多万诗行。以长度而言，《格萨尔王传》超过了世界五大著名史诗（巴比伦史诗《吉尔加美什》、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总和。 近百年来，通过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的三大史诗也逐渐掀起神秘的面纱。 古今各地的史诗演唱人多半是文盲，如今活跃在我国几个少数民族里的史诗吟唱人多半也是文盲，但他们又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圣人”。《玛纳斯》、《江格尔》、《格萨尔王传》的演唱者分别称为“玛纳斯奇”、“江格尔奇”和“仲堪”。他们能够如痴如醉地演唱几天几夜，民族的源流、神话、传说活跃在他们的口头上，民族的身份认同体现在他们身上。他们学习、记忆、“编织”、表演、传授史诗的实践，反过来证实了学者们破译的史诗密码。 美国学者沃尔特·翁（Walter Ong, 1912-2003）的《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彻底破解了《荷马史诗》和口语文化的千古之谜。 首先它梳理、归纳了一百多年来史诗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两极性理论（polarities of orality and literacy）以及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 orality）和次生口语文化（secondary orality）的两种概念，从而细化了人类文化从口语文化、手稿文化、印刷文化到电子文化的文化史分期，研究了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在各个时代的此消彼涨，为我们研究和保护当代活着的史诗、口语文化和无形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国学者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的一本经典著作。 以下分几节阐释和发挥沃尔特·翁及其《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