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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中可以看到，龙祖殿的修建使龙牌有了栖身之所，龙牌不用从一家会头转往另一家了，因此，龙牌庙会期间的仪式也有了以上的诸多变化。就龙牌会自身的发展而言，龙祖殿的建立使龙牌有了稳定的居所，不用每年从会头家挪进挪出，并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信仰中心。从表1中也可以看到，在家里过会时，随着龙牌的不断移动，信仰中心也跟着转移，初一从上任会头家到醮棚，初四再从醮棚到上任会头家，初六才从上任会头家到下任会头家，经过一番复杂繁琐的程序之后下任会头家的信仰中心才得以行成，即把家塑造成一个公共空间。此后人们就会到新轮值会头家祭拜龙神，而这个会头的家也从一个私人的空间成为当地的公共空间，但是这也只是暂时的，一年之后，他的家又会恢复成为私人的空间。而在庙里过会，龙牌一直在龙祖殿里，有了固定的信仰中心。“挪神”到“挪人”，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这也是会头们想建龙祖殿的动机之一，通过仪式的变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也是在前文中提到的，农民在得到政府承认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方式。对会头来说，龙祖殿的建立使龙牌庙会得到公共领域的认同的同时，也使仪式的举行变得更为简单方便。 范庄龙牌会无史料记载，凭口头传说以及会头世袭传承而得以保存。曾一度在文化大革命时转为地下活动，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复兴，而又因为1991年刘其印对龙牌会的青睐，将范庄龙牌上所书之“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视为龙崇拜的“活化石”的体现，并提出龙文化的概念。随着刘其印引见的专家、学者的增加，其发表的论文以及每年在范庄举行的学术座谈会，使得龙牌会的精英们[17]获得的外界信息不断增加。因此，专家学者成为了龙牌会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不管学者们从哪个方向研究范庄龙牌会，这些精英都会取其有益之处为已所用，范庄今年新立的两块石碑上的碑文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龙祖殿前左侧石碑正面的龙祖殿记，与周虹文章中所描述的范庄龙牌会的由来的文字相差无已，笔者也从会长史振珠处见到过这些学者所发表的文字资料。尽管有许多学者强调这个传说很可能是附会而成的，但是精英们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将龙牌的地方信仰转化为一种公共的龙文化遗产可以使龙牌会得到更多的国家认同，也能使龙牌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在会长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把范庄龙牌会的勾龙传说一再宣传以强调龙牌会的“正源血统”。左碑背面的功德碑记，其书百元以上捐款者名字的目的意在将捐款的学者们包揽进来，达到宣传范庄龙牌会影响力的目的。从这一点看，应该是会头从学者一方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学术上的认同。 而右侧石碑是将龙祖殿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识，其背面的文字详细记载了龙祖殿的建立以及龙牌会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这段文字很好地体现了学者以及政府的外界力量界入使龙牌会得到政府的承认，并借博物馆之名盖了龙祖殿。龙祖殿是标准的庙宇式建筑，但其正门两侧所挂的牌匾则是“中国赵州龙文化博物馆”和“河北省赵县范庄龙牌会”。龙祖殿里称得上与龙文化相关的除了龙牌之外，就只有挂在墙上四周的“历代龙图”的介绍图了。如此一来，尽管与一般的博物馆不同，但是龙祖殿也算是具有了博物馆的作用了。高丙中用“双名制”[18]很好地解释了双名制在龙牌会运用的文化技巧，并且表现在公共事务领域成为一种政治艺术（高丙中，2006）。 在与刘其印谈话时，他提到称龙祖殿为庙必须慎言，因为盖殿的源由是出自于博物馆之名，但是把博物馆建成庙也是有违其初衷的。不过木已成舟也只能如此，刘其印说盖博物馆是为了让龙牌有个地方可以存放，其意并不在建成一个享受香火的信仰中心。但是，龙牌作为范庄的地方信仰是不可能让龙牌只作为龙文化的标志物而存放在某处，其实从一开始建龙祖殿就无法避免其作为庙的作用。笔者认为龙祖殿的双重性并不仅仅只在于其名称的两重性，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公共事物所具有的两种意涵：第一种意涵是范庄龙祖殿对政府而言是博物馆，代表着龙文化遗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政府的认同，从一种地方信仰上升成为一种公共领域的文化代表，也因此而获得了社会公共空间的承认；第二种意涵是对范庄村民而言龙祖殿是供奉龙牌的庙宇，承担着范庄村民的信仰寄托，因此范庄村民们也并不拒绝龙文化观念的渗入。因此，龙祖殿的建成使政府、会头、百姓三者都实现了各自的需求，龙祖殿也是这三方互相作用、互相协调的结果。 有龙祖殿的修建，才有了从“家”到“庙”的过程。“家”是一种家庭的，内部的表征，而“庙”是公共的，外部的表征。从家到庙，也是龙牌会从地方信仰向公共事物——龙文化遗产发展的过程。2007年并不是龙牌会从“家”到“庙”发展的终点，而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地方精英的领导下，龙牌会将继续向前发展。而在普遍意义上来说，因为有地方空间的存在，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发展旅游业等，在获得政府的承认的前提下，中国各地的寺庙和宗祠复兴也正走在这样的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