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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大民俗学会的田野困惑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大张旗鼓地进行学科宣传，但无论是《民间文艺》、《民俗》周刊，或是“民俗学会小丛书”，都没能解决田野考察的科学性问题。何思敬在《读妙峰山进香专号》[27]中为田野考察归纳了三重困难： 第一是学界的不理解。“动植物地质诸学已列于科学的地位，他们的一举一动普通人都以为有科学的价值，而从事于采集标本的人们也能确信自己的举动之价值。……对于调查风俗习惯之举，便觉得无意义了。这一般常识家的无理解实足以使采访民俗的工作感觉困难。” 第二是无章可循。由于民俗学的不发达，缺少专门的入门指导书，即使在民俗学的故乡，也只有一部Handbook of Folklore，因而“采访民俗的方法至今还没有到决定的细则。要依赖采访者独自的兴趣和独自的知识以及他的聪明忍耐之处尚多。” 第三是采访对象的不理解。“我们为学问起见，当然要把他们这般人当做直接采访的对象，但倘若我们的这种态度使他们觉得有探究他们的秘密之处而引起他们的疑惑，警戒，恐惧，敌对感情时，则采访工作恐只能得到表面上的结果。” 其实，上述的三重困难都不是不能克服的，反倒是时世的艰难和对艰难时世的恐惧更阻碍着田野工作的进展。刘策奇曾说自己“下了一个研究瑶人风俗及历史的鸿愿，欲探一探这几千年来未经人开采的秘窟。可怜近几年来，陷在战祸之中，所思绪着，惟有救死的法儿，那有闲心学问；而且强盗满途，瑶山作了匪窠，更无从前往调查。”于是“只好在最有机会的时候，遇到一二位居住接近瑶山或者到瑶山内买卖的朋友，交谈之下，得以一些瑶俗表面的状况。”[28]这一非实地的、二手交谈得来的结果被后来辛树帜的瑶山调查证明是荒谬的。[29]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西南民族专号”同样受到当时一些学者的批评，丁文江说这些文章“大抵出于编译，错误极多，例如贵州之仲家实与僮人言语相同，与苗无关，……专号中所言皆非科学的也。”[30] 经费的缺乏，也是科学田野考察的一大障碍。当时的中山大学并不缺少有一定调查经验的研究者，如容肇祖、陈锡襄等人，而且作为中国民俗学田野考察的先行者，他们在承受无章可循的痛苦的同时，也必然享受拓疆开荒的快感。容肇祖是很乐于承担此一类工作的，可惜一直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经费供他从容地进行。1928年6月，容肇祖、商承祚曾往韶关一带试图进行风俗古物搜查，因为当地剿匪等原因，兴致勃勃去，匆匆忙忙回，可说无功而返。 各地民俗学爱好者投向《民俗》的风俗调查类稿件，“各寻各兴趣，各访各见闻”，没有统一的规划和约束，“这种散漫的舒缓的找寻材料以及研究的方法，于材料上自然是有贡献，于研究上未免不方便。”[31]出于方便研究考虑，容肇祖计划以专题作为号召，改变一贯的被动采用稿件的行为，主动划出稿件的取材范围，给作者出题目，使不同地区的民俗学爱好者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之下，分头进行专题调查。事实上，采用这种方式，投稿者与读者的兴趣反而更充分地被调动起来，“这种尝试，好象得着了一些真味似的，故此也不妨大胆的多出几种专号了。”[32] 专号带来的弊端是，许多撰稿者在没有切实调查的情况下，为了应付稿约，不得不靠回忆来进行写作。许多人都曾表示过类似魏应麒的这种意思：“民俗周刊本期要出一清明专号，编辑容先生征稿到我，……苦于未得空闲，但又重违容先生之意，因就记忆所及，拉杂写在下面。”[33]如刘万章说：“我离开我们家乡——海丰——快要十年了，对于儿时在乡中所见所闻的风俗，现在有些是忘记了。”[34]结果惊人相似的也是“拉杂写在下面”。 对此，容肇祖这样解释：“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得的材料，不全是有训练者的调查或记忆，然而我们断不能说这些都无一点的价值。间有一些的考证，不是纯美的无疵，然而我们不能说无一点的贡献。……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搜集材料与提倡研究，在目前是不求急速有极大的成就的。”又说：“即使有错误的材料，粗疏的见解，第一步免不了的事情。”[35] 四、对口传文化搜集整理标准的理解 从《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看，歌谣征集活动并非浪漫文学家的一次即兴活动，搜集的主张和要求基本已经纳入了科学的轨道，如，强调歌谣的“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色，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并标注音标，对于歌谣通行的时代、地域，中间涉及的历史地理或地方风物当注明其所以，“这是前所未有的。它表明在对待民间歌谣上，已将其列入现代科学研究之范畴。”[36] 经过了《歌谣》周刊同人的提倡和讨论，搜集整理原则进一步得到规范，具体可概括为： 1、不限定歌谣的性质和内容。无论歌谣内容“如何粗鄙，都要收集保存。”[37] 2、强调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保持歌谣的真实面貌。“因为前人对于歌谣，多半是取其内函的义理，而不注重其外表的语句。”[38] 3、突出强调歌谣的方言特征和地域色彩，并标注流传地区。 4、注意搜集歌俗。也即从民俗学的角度记录歌谣，关注歌谣与民间生存状态的联系，如歌唱的仪式、场面、情绪、动作等。[39] 与北大时期的浪漫派诸氏征集歌谣为文学的目的不同，顾颉刚的迫切则更多的是站在历史资料的保存这一角度来看待搜集活动的，他说：“新式学校多了，小孩子都唱学校的歌了。生计压迫日甚，壮年的人也无心唱歌了。所以现在不搜集，数十年之后即有完全失传的危险。”[40]顾颉刚的这种“历史记录”的主张很为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们所贯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