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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破“古老传统”观念，面向现代社会 随着民俗研究日益深入，这门学科越来越重视民俗与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爱德文•西德厄•哈特兰德(Edwin Sidney Hartland 1848-1927)在他1899年发表的重要论文《什么是民俗及其功用？》中说：“民俗学就是关于传统的科学”，“作为一科学对象的传统指未受学校教育的那些人的知识整体”。(12)法国民俗学家山狄夫(Pierre Saintyves 1870-1953)在1936年发表的《民俗概论》中明确地说，“民俗学是文明国家内民间文化传承的科学”。他们都强调了民俗的传统性与传承性的特征。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根据他在墨西哥农村小社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式：乡民(Folk)和市民(Urban)处于对立的两极。他认为，传统的乡民社会是由不与外人交流的人群构成的，他们居住在半封闭的社区里，在文化上属于小传统而与都市文明的大传统相对立：“小传统——小规模、单一性、神圣化；大传统——大规模、多元性、世俗化。”(13)他在1947年发表的《乡民社会》中指出： 对一般社会、特别是对我们自身的现代城市化社会的理解，可以通过考虑与我们自己的社会最不相似的社会即原始社会或乡民社会来获得。一切社会在某些方面都是相似的，每个社会在另一些方面与其他社会又有所不同；这里做出的进一步假定是，乡民社会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使我们把它们看做一个类型——一个与现代城市社会形成对比的类型。 这个类型是一个理想的精神建构(mental construction)。已知的社会没有与之恰好对应的，但是人类学家主要感兴趣的那些社会最接近这一类型。实际上，对这一类型的建构要依靠有关部落族群和农民群体的特殊知识。这种理想的乡民社会可以通过在想像中把那些在逻辑上与现代城市中发现的特征相反的那些特点组合起来而获得界定，我们只有首先对非城市民众有了一些知识之后，才能裁定现代城市生活特有的属性是什么。 他在用大传统与小传统来界说文化的存在形态时，用民间对应他的小传统，与少数上层精英分子所编造的大传统不同，小传统是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在乡村生活中逐渐发展而成的。(14)在这里“乡民社会”在与现代城市的对比中获得了建构和界定。他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界有较大影响。 从以上理论及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欧美学者关于民俗研究对象“民”及其“传统性”特征的认识是他们从直观经验中逐步构造出来的。事实上，在1946年，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 Herskovits 1895-1963)就指出，民俗学家应该从研究“过去僵死的遗俗”——作为遗留物的风俗——转向“关心生活现实”，而且“民”可以被看成“作为展示出可辨认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一个群体的任何社会的任何民众或任何阶层”(15)。尽管赫斯科维茨的观点非常有见地，然而，在相当长时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城市化步伐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急遽变化，这也促使美国学者对民俗的深入思考。印第安那大学的理查德•多尔逊教授(Richard M. Dorson 1916-1981)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民俗学家之一。1973年8月28至30日，来自31个国家的民俗学家会聚在印第安纳大学，研讨“现代世界中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问题。多尔逊在会上做了同题发言，他从“城市”、“工业与技术”、“大众媒体”、“民族主义、政治与意识形态”四个方面论述了民俗的当代性。(16)他认为传统民俗学对“民俗”的界定是相对于城市中心而做出的，并在分析这种定义内涵因素时，按照雷德菲尔德所用的二元模式列出了它们的对立因素。他说：“有些外人把民俗看作博古家溺爱的无聊玩意儿(这种态度经常可见)，并把民俗学想象成关于过去的学问，想象成研究特别有趣但落后、衰败的亚文化的学科。虽然我不能接受这种价值判断，但是我承认，民俗研究从一开始确实是与古俗和‘原始的’乡下人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另一方面，有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描述民俗研究，使民俗研究呈现为当代性的，使他们面对‘此地’和‘现在’，面对城市中心，面对工业革命，面对时代问题和思潮。根据这种观念，民俗存在于活动发生的地方，而根本不是死水中的一堆沉沙。……然而，这两种观点并非不可调和。‘Folk’不必仅指乡下人(country folk)，最好意味着趋向传统的匿名大众(anonymous masses)。即使乡下人搬进城里(在过去几十年里，乡土人口的流入使世界大都市人口剧增)，民俗学家并不丧失对他们的兴趣。出生在城市里的后代也并不必然失去作为民间群体(folk groups)的属性，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服饰、烹调、语汇和世界观也可能由传统力量来塑造。”(17)在1973年出版的《传说中的美国》(America in Legend)一书中，他从理论上提出民俗的当代性(the contemporaneity)问题，并以此与民俗学的古老性(the antiquity)形成对比。他认为，“民”不必单指乡民，而是指传统取向的匿名大众(anonymous masses of tradition-oriented people)。因此，他把民俗之“俗”界定为民间文化、口头文化、传统文化、非官方文化。多尔逊认为民俗文化是活生生的传统，属于它所处的时代的观点是很精辟的，然而，他仍然把民俗限制在民间宗教等传统的民俗观所认定的领域里，他的所谓的传统依然还是历史传统、乡土文化的传统。 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 1934-)在1965年出版的《民俗研究》(The Study of Folklore)将民俗从有限的传统文化转而面向文化传统这一整体。他说： “民众”这个词，可以指“任何民众中的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中的人，至少都有某种共同的因素。无论它是什么样的连结因素，或许是一种共同的职务、语言或宗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个不管因何种原因组成的集团，都有一些它们自己的传统。在理论上，一个集团必须至少由两个人以上组成，但一般来说，大多数集团是由许多人组成的。集团中的某一个成员，不一定认识所有其他成员，但是他会懂得属于这一集团的共同核心传统，这些传统使该集团有一种集体一致的感觉。(18) 邓迪斯从传统的共时性角度强调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指出了传统是群体现在共同享有和传承的。 在《民俗、神话与传说标准辞典》(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 Mythology, and Legend)关于民俗学的多项界说中，最基本的定义是：“民俗的内容是人民——包括原始的和文明的——传统创造。它们是运用声音、文字以韵文和散文形式构成的，同时它还包括民间信仰或迷信、习俗和表演、舞蹈和游戏。进而，民俗学不是有关某一族群的科学，而是传统的民间科学和民间诗学。”(19)《大英百科全书》“民俗”条目说，“民俗，是普通民众始终保存的、未受当代知识和宗教影响的、以片段的、变动的或较为稳固的形式继续存在至今的传统、信仰、迷信、生活方式、习惯及仪式的总称。”(20) 上述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他们认为民俗学是关于传统的科学，民俗是代表某些范围内的文化传统，是指与较高阶层的文化相对照下的俗民的全部文化传统，是在民间口头讲述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将民俗学定位为关于俗民的文化传统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当前正面临着的变化迅速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传统的现代意义和内涵。 通常人们习惯于把“传统”与古老的事物等同起来，即将传统作为一个“过去”的时间概念来理解。事实上，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是在时空中延续和变异的，它存活于现在，连接着过去，同时也包蕴着未来；传统是现代过去的凝聚，现代将是未来的传统。以探讨现代性及现代社会变迁著称的英国社会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把我们当今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表述为“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他指出：“现代性，总是被定义为站在传统的对立面；现代社会不一直就是‘后传统’的吗”？他认为，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重建了传统。(21)现代性摧毁了传统，然而现代性未能(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或者说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延续着并按其原有逻辑生长着，而现代性发展的后果，即进入所谓后现代以来，社会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出断裂的特性，从而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面临着大量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更无从控制的现象和过程；同时也使我们的行为陷入无常规可循的境地。这种情形或许是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称为“后传统”社会的主要原因。 民俗是群体的生活文化，有生活的地方就有民俗，有群体的地方就有民俗存在。民俗对人们生活和群体存在如此重要，是因为民俗包含着人们相处、互动以及相互理解的最基本的文化指令，包含着人生最基本的行为方式。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民俗具有的传统性和传承性，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注重它的演化和流变。作为民俗的“传统”，常常在变化的压力下，通过新发展以重建维持之。旧时代的民俗，有的已被淘汰，有的正在演化，新的民俗也在不断产生。尤其是当一个民族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经济、文化、政治的迅速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理的急剧变化，新旧民俗作为新旧文化意识的一种表现，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如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层面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网络语言、虚拟空间、白领生活、小资品味、新好男人、人造美女……带来的震惊和刺激让人应接不暇，而与这些相关联的人们日常生活中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体现为种种可以称为“新民俗”的现象。因此，民俗传统不仅是一种文化承继，更是一种文化建构。 传统民俗研究由于受“古老传统”观念的影响，往往将民俗事象割裂于鲜活的现实日常生活之外，使得民俗学的当代性和现实取向难以实现。作为后现代民俗，其中的传统是新创造出来的。我们现在应将民俗研究的社会领域扩展和延伸至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关系中，一方面，扩展包含超越地区、时代、阶级差异的相关领域中；另一方面，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成员的视野中，随着持续的变异，这种扩展又凸现出不同的意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民俗学关于传统的研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前现代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文明新传统、市场经济对传统改造或重构的现代传统，这几个维度同时构成了中国民俗研究的独特性和学术灵感的来源。因此，民俗学要在当代社会立足，必须从历史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从注重历史传统转向面向现实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