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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突破“考据重构”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一样，经历了一个发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开始是对原始蒙昧人进行研究，主要涉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崇拜仪典等；后来是对本民族民俗进行研究，有的侧重于民间文学的发掘、研究和利用，有的侧重于环境地理与生态的研究；再后是对民俗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内容进行研究，主要是解析各种心理状态下人的行为方式。从而形成了“民俗三大学派”——人类学派、人文学派、精神分析学派。早期人文学派主要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开拓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其理论背景是企图找出一个流动传播的学说，在各民族风俗中比较异同，追溯源流；相继而出现的人类学派，则是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检验民俗学的材料，通过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的分析，着重探寻人类整体行为及其与各种民俗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原因，其基本理论构成了今日文化人类学的基石；此后，精神分析学派不像人类学派那样强调功能，它强调的重点是心理因素支配下的行为模式，更加重视从人的主观方面去解析各种心理状态下民俗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内容。当然，新的研究方法一个接着一个兴起，并不意味着旧方法的寿终正寝，相反，诸种学说蜂起，形成学派林立的局面，不同学派的相互攻难，各具分歧的观点、旨趣和准则，在民俗学的发生和发展史上，相互交叉、渗透、融会，对于民俗学的发展、繁荣和学科自身理论建设是有利的。 影响中国民俗学的西学大致可以分为人文学科传统和早期人类学的民俗研究传统，当代的各种民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直以上述人文学科的传统和早期人类学的遗留物研究范式为主导，民俗学的人文学科的传统以澄清研究对象的传播路线和演化历史为目标，而成其为学术传统的主要是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这一研究法经过神话学派、流传学派的探索，最后在芬兰学派的研究中得以定型。另一个遗留物研究传统则以回溯研究对象的原型和本义为目标，他们认为民俗是种族在古老的过去创造的，现代人并不创造民俗，现代人生活中的民俗是处于野蛮时代的祖先遗留下来的，民俗在现代人中的保留程度并不相同，保留得最显著的是那些极少受教育的群体和阶级，例如农民，保留得相对最少的是受过教育的人们。正是这种观点孕育了中国民俗学界一条主要的学术思路：首先通过采风或文献检索发现某种奇风异俗，然后探讨它是哪一种原始文化的遗留物并推测它的原型和本义，或者推断它有怎样的传播路线和演化历史。这种重考据的历史主义取向对于研究书面文化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对于研究作为生活文化的民俗自然很勉强。民俗学的理论范式以古典的单线进化论为前提，可是，这个前提在世界学术界早已被证明不能成立，因此，通过研究奇风异俗而重构民族原始文化的学术信念必然彻底崩溃。 当代科学的发展，已日益趋向一种完整的和系统的综合研究，整体化过程已愈来愈成为它的主要趋势。晚近以来，这种整体化的综合性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指向一切传统科学的领域。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用他自制的术语对西方科技发展的整体趋势作出了这样的描绘：“第二次浪潮文化强调孤立地研究事物，而第三次浪潮文化则注重研究事物的结构、关系和整体。”(29)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又是一个多层次、多序列、结构复杂的大系统。过去，民俗被狭隘地分解成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说唱等部门，那不是事物的本质，不是民俗文化的本质。实际上，民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逻辑系统必须体现那一时代的全部知识体系，外来民俗和文化的冲击或者说输入，常常是促使传统文化和知识结构发生变化，或按基本的知识格局作总体的转换，或对框架作若干必要的调整和创制。 民俗学是涉及到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一个连续链条。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民俗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就不难发现，19世纪的民俗学从研究古老风俗学问中脱颖而出，日益分化，从而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了20世纪，特别在当代，则表现为一种“回归”到其他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交融、汇合，显示出一种整体化和结合化的趋势。20世纪上半叶，民俗学向社会科学所寻求的主要是新的认知能力。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借鉴则从寻求社会科学的一般概念转变为方法论问题，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都将民俗文化作为重要的概念和课题，其研究成果都从不同角度推进了民俗文化学的发展。此外，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及“旧三论”、“新三论”等综合科学也都为民俗文化学提出了新的视角和概念工具。民俗学与其他科学交叉的边缘性学科也越来越多，民俗学走向民俗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及项目也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研究一个村落的民居问题，就涉及到当时社会的经济、交通、人口、生态环境、地理环境学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哪一个学科能单独完成的，需要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需要运用交叉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更大范围的科学的综合。如费孝通的人类学研究为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打破彼此隔阂开了先河。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没有拘泥于异民族，用社会人类学来研究本民族，并把功能方法从原始社会推广到文明社会。而且，这一研究还改变了社会人类学者以往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单纯研究者的学究面貌，树立了一种力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改革的爱国主义变革者的新形象。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种自然结果。民俗学这种交叉和综合研究冲破了传统民俗学的自我封闭的体系，在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的融合、渗透和交叉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产生，这种新产生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不仅没有阻塞民俗学走向新的综合，恰恰丰富和完善了民俗学的各个侧面，从而也为民俗学中重大课题的综合研究创造了条件。 在新的历史时期，民俗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特别需要用综合的眼光来进行宏观的观照。综合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创造。如果说创新是发展民俗学术思想的突破口，那么兼收并蓄，善于综合各家之长，则是打开突破口向纵深发展的正确途径。我们认为，民俗学要走向新的综合，必须站在宏观的高度，透视、剖析事物整体效应的内在联系，从而突破“思维定势”的束缚，不断诱发新见解、新观点的提出。民俗学要走向新的综合，还应当从当代社会科学最新学科和成果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开展跨学科研究，运用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冲破原先的民俗学格局，使陈旧的民俗学焕发青春。民俗学要走向新的综合，除了更加广泛地运用社会科学思维和方法外，尤其还要注意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民俗学长期以来使用的以近代经验科学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仅仅靠搜集材料，对既有事物分别孤立地加以考察的方法，以搜集材料对民俗事象作分门别类的描述，即所谓定性方法。但由于民俗学研究对象存在于人类全部社会之中，尤其是当代知识容量不断增大，前后几代学人搜集民俗事象所积累的材料，这些对进行系统分类、保存和利用并进行新的综合研究等，都提出了复杂的难题。旧有的思维方式与认识工具便有了相当大的局限性，仅仅是搜集材料，对既存事物分门别类加以考察的方法不够了，还需要引进新的思维方式和认识工具。如运用计量统计方法研究民俗则是一个创新。上述提到的民俗定性研究法注意点偏于事物对象之质的规定，而统计方法则偏于事物对象之数的规定。量的统计是质的基础，对质的规定提供辅佐性的论据。虽然是辅佐性的，但却往往很有力，它可以使我们对民俗事象质的分析和判断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在现代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在民俗学建设中，计量分析是民俗学走向新的综合的重要方法之一，适度地运用这个方法，可以使民俗学从封闭体系中进一步走出痛苦徘徊的“沼泽地”。 民俗学是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的学问，随着科学知识的扩展与学术的进步，民俗学必将得到不断丰富，传统学科的更新与新兴学科的创立、崛起，不可逆转，民俗学不仅要继承发展民俗学的合理内核，还要吸收当代其他学科的“养料”来充实和发展自己，使自己日益饱满和丰富起来。民俗文化学要发展，必须伸出两手，一手要伸向社会科学，从中汲取社会科学的模式和优点；一手要伸向自然科学，引进与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但是民俗学走向综合是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合与交融。学科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是当今学术发展的重要策略，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既要排除影响沟通与合作的非学术性障碍，又要创造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鼓励和促进多样性的学术风格和多元的研究方法，鼓励学科间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借鉴、相互融会贯通。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对民俗学进行更大程度的综合的任务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每一位有志于这门学科的学者面前。 综上所述，新时期民俗学要想走出困境，对社会和学术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必须树立新的学术品格，在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民俗学研究者应该有所担当，从“历史学”转向“当代学”，将民俗研究导入当代社会，直面当下社会的变迁，从追溯原型、虚构历史，转向关心人，关心人生，关心生活，阐释社会、理解现实生活的意义。让以研究“古代遗留物”为开端的学问转向以研究当下现实社会习俗为主的与时俱进学问；让以“民间文学”、“口头传承”为主体、以“历史考据”、“原型重构”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民俗研究传统，转向以“当代民俗”、“现代传媒”为主体，以“整体研究”、“综合研究”为主要方法的新民俗研究。我们深知，这种转型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敢于超越原有的学科架构和知识体系，在不断的反思中进行学术视野的拓展和理论创新。近年来，中国民俗研究开始从沉寂走向活跃，展现了学科振兴的喜人前景，这表明我国的民俗学科正处于新的重要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并预示着必将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