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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故事传说与其他个案研究 在民间故事研究方面，祁连休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成果。该书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之功而完成的一部著作，分《中国民间故事史•先秦至隋唐五代篇》、《中国民间故事史•宋元篇》、《中国民间故事史•明代篇》和《中国民间故事史•清代篇》四卷，由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其中前三卷于本年度出版。全书把民间故事分为幻想故事、写实故事(又称“生活故事”)、民间笑话和民间寓言四类，以先秦至清末为起讫时间，对历代出现的大量民间故事文本和类型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和归纳，并勾勒出了中国民间故事作品与类型的发展轨迹。该书“以展示见诸历代各种古籍文献的不同门类、不同题材的民间故事为主线来撰写这一部中国民间故事史，而不是以展示历代记载民间故事的古籍文献为主线”，因为在作者看来，他要揭示的“是中国民间故事的发展史，而不是以作家文学为主的中国文学史”。[47]同时，除了以大部分篇幅展示历代民间故事作品，书中还用一定篇幅展示了与故事作品密切相关的民间故事类型的发展史，以及民间故事的记录史、编选史等，体现出了较开阔的学术视野。此外，在断代原则、故事内容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故事类型的提取等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方法上，该书也都有拓展和创新。可以说，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加强中国民间故事乃至民间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间故事研究方面的主要论文，有刘守华《汉译佛经故事的类型追踪》，文章“参照……AT 分类法，从千余则佛经故事同万余篇中国各族民间故事叙事形态的比较解析中，探寻出彼此相对应的五十多个故事类型，成为在微观研究基础上向宏观审视扩展的重要成果。”[48]万建中《中国百年故事学简历》，主要清理中国故事学的发展历程，并认为，“20世纪的中国故事学无论运用何种范式，达到何种学术宗旨，依然都是围绕民间故事本身存在的重大主题展开：为什么要讲故事?故事如何存在于民间生活之中?”[49]陈泳超《故事演述与宝卷叙事——以陆瑞英演述的故事与当地宝卷为例》和《状元杀和尚：一个陌生故事的四次演述——从情节增加引起的主题变化》，前者通过对常熟民间故事家陆瑞英所讲故事与当地宝卷的比较，指出，宝卷的表现手法面目单一，而民间故事手段更丰富;相对于宝卷的神灵世界，民间故事更像是生活传奇。“民间故事的地方性总体上是随机的，没有特别的规律，但是故事家会更多地表达自己可感知的地方文化，并将一些地方上广泛传播的成型传说，渗透到通行的故事类型之中，客观上使该故事在此类型中别开生面。”[50]后者则通过作者邀请陆瑞英四次复述自己讲给她的一个陌生故事所做的“田野实验”，发现“这一故事虽然迄今未曾定型，但基本的趋向是可以把握的：即在加长情节的过程中，故事主旨发生了偏移。”[51]陈岗龙《蒙古族佛教劝善故事浅论——以“还魂人的故事”为例》，对在蒙古族影响相对深远的佛教劝善故事“还魂人的故事”《乔吉德仙女传》和《古苏喇嘛传》进行分析，指出“这两个‘还魂人的故事’与古代蒙古法律文献之间具有诸多可比之处，特别是在保护喇嘛阶层特权方面，佛教劝善故事和古代法律文献之间是互为表里的。”[52]林继富和查斌《“言出必中”赛“神仙”——汉藏“梦先生”故事比较研究》，围绕“梦先生”故事探讨汉藏民间故事的相互影响，认为这种影响“涉及到故事的母题、结构和题材的选择等方面”，同时，“该故事在遵循汉藏民族共有叙事传统基础上充分展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53]林继富《民族记忆与文化根结——“枣核”的叙事魅力》，对《枣核》这一叙事文本在民间文化系统和精英文化系统两种不同的叙事及其意蕴进行分析，指出“民间文化系统主要取喻枣核所承载的生育意象和生命精神;主流文化的《枣核》叙事则侧重枣核之于民众生活情感而激发出来的象征意义, 这种意义积淀在民族的记忆里, 常外化为一种民族情结, 成为民族精神的表征和民族文化的象征。”[54] 传说一向是民间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对象之一，本年度的传说研究也成果喜人。同近10多年来一样，大多数的传说研究均系通过对某一传说流变的考察，从中洞悉特定地方社会或者族群生活中的历史、信仰、权力、文化认同等嬗变的轨迹。[55]不过，本年度也有一些研究，呈现出了新气象。陈泳超近几年中一直致力于传说研究，并以此为基点，反观一般民俗研究的长短得失，探索口头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新路径。本年度他所撰写的《“写本”与传说研究范式的变换———杜德桥<妙善传说>述评》一文，并非是有关杜德桥(Glen Dudbridge)所著《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一书的简单书评，而是力图通过对杜氏的研究方法进行追索分析，以探寻传说研究的新范式。作者认为杜氏在描述妙善传说的演变过程中，强调历时性与形态学两者之间的张力，避免了以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为代表的主题流变研究中常见的“一源单线”思路之流弊;同时，他将与妙善传说相关的所有写本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探寻其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联，可被视为“继顾颉刚孟姜女研究之后最有典范意义的中国传说研究之作”，而杜氏立足于普泛性立场选择材料的做法，恰为传说写本的地方性研究提供了启示。[56]陈泳超对杜氏著述的解读为中国民间传说学的拓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事实上，他由杜氏研究中“写本”(written text)这一概念得到的启示，已经在其弟子对于其他传说的研究中得到了实践和发展——例如王尧以“内部写本”为核心概念，探讨了山西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传说体系内部各种力量的冲击碰撞对文本所造成的影响，以弥补从外部语境的视角探究传说的不足。[57] 对传说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传播状况及其新形态的探索，本年度中也有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刘锡诚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对当代民间文学的抢救与保护贡献良多。他所撰写的《北京传说与京派文化》以2006～2009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为背景，以其中北京市的民间文学类普查为对象，力图以此判断民间传说(以至民间文学)在新形势下的命运，其中引据的许多资料都是一般很难看到的。作者敏锐地发现：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战略、现代化进程提速、城镇化全覆盖、旅游业日益成为支柱性产业的社会背景下，北京市的民间传说，在“市井社会”(城区)仍然保持着相对旺盛的流传态势，而以“乡民社会”(郊区)为主要流传地区的民间故事，则多少呈现出明显的、急速的蜕化或式微的趋势。[58]这一发现对探索包括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学的当代命运十分重要，不过其是否具有普遍性?其中体现出何种民间文学变迁的规律?尚有待民间文艺学界更多、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此外，孙正国发表的《论表演媒介中<白蛇传>的故事讲述者》[59]，探讨了著名传说《白蛇传》在两种表演媒介形态——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中的不同呈现，将导演与编剧视为故事的讲述者，从中考察该传说在不同于口语媒介的其他媒介中的传播和演化结果。尽管论文对故事讲述者以及背后隐匿的观众的分析都稍显薄弱，但依然是目前尚十分薄弱的新媒介形态与民间文学传承传播关系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对亟待展开的相关研究有积极的促动作用。陈冠豪的《中国当代恐怖传说之“解释”结构探讨》，[60]对美国民俗学者詹·哈洛德·布鲁范德(Jan Harold Brunvand)的都市传说研究进行了反省，对中国当代的恐怖传说进行了概括和阐释，从而推进了当代都市传说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