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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德国，阶级斗争异常尖锐。随着“那些即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知识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信念的阶级中的大多数，渐渐地联合成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29]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加剧了。而作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尖锐化的标志的，就是“开始于1944年西西里亚和波西米亚的工人起义”。西西里亚织工村裴塔斯瓦尔德和兰根比罗的织工起义的爆发，给当时寄寓巴黎的马克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曾以极大的惊喜和敬佩的心情谈到这次起义及在这次起义中产生的工人歌谣。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王国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写道：“首先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30]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31]为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歌谣的评价，我们在此不妨将其和对农民的(包括农民起义的)歌谣，甚至对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人民大众的歌谣的评价加以对比。 他们对农民政治歌谣的评价，以前面提到的恩格斯于1885年写给格·史略特的信为最重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曾打算出版一本从农民战争开始、在历次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的革命诗歌和歌谣集。格·史略特以出版社名义要求恩格斯就下列问题作答复：英国宪章运动中是否有杰出的普遍意义的诗作;恩格斯是否知道有16—18世纪历次农民运动时期的诗;1848年德国是否有普遍意义的诗作。 恩格斯的答复要点如下： “至于说到诗作，那末《上帝是我们的堡垒》这一颂歌是农民战争的《马赛曲》。虽然这支歌子的歌词和曲调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可是在今天却不应该这样去理解它。……但是，早在那个时候，雇佣兵就在为我们的民歌中占有重大的地位了。” 恩格斯这段话说明，类似《上帝是我们的堡垒》这样的作品，本质上虽不是革命的歌谣，然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却带有革命的意义，成为农民战争中的《马赛曲》。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歌谣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起过一定的革命作用，而后来便失去了原先的革命意义，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是革命歌谣。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同时举出的那支丹麦小民歌《提德曼老爷》，他在别的地方曾说“这种古老但有力的歌谣，是百分之百地有它的地位的。” 他的复信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一般说来，过去的革命诗歌，除了《马赛曲》而外，近来很少能够引起革命的印象，因为要影响群众，就应当把当时群众的偏见也反映出来。”过去的革命诗歌，既然应当反映当时群众的偏见(当然这偏见也包括他们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因此就不能不像恩格斯所说的，甚至连宪章派的诗歌里也有着宗教的胡说。《马赛曲》之所以例外，因为它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国际无产阶级所接受了的。 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的开头，援引了1848年革命时期在南德广泛流行的一支迭句，而这支歌子又恰是他在给史略特的信中所举的“流行最广的”两支歌曲之一： 赫克尔、司徒鲁威、布伦克尔、 勃鲁姆和采茨， 把所有德意志君主都打倒杀死! 接着恩格斯指出，这段歌词在“从普法尔茨到瑞士边界的所有道路上和旅店里”广泛传唱着，它“总括了‘维护帝国宪法大起义’的全部性质”，“描绘出了这次起义中伟大人物的最终目的、值得赞美的坚定信念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对‘暴君’的憎恨，同时也描述了他们对于社会关系的和政治关系的全部观点”。[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