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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化与感性化相结合促进意识形态安全与和谐社会建设 刘少杰在其承担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社会学分析”课题的阶段成果中指出，中国社会学应当借鉴西方社会学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传统，对中国社会各种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应有的回答，要有费孝通所主张的“文化自觉”的态度，注重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研究，尤其是在当代文化视觉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持续传承的背景下，重视感性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就更为突出。当前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突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但我们在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往往仅专注于组织化、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建设，忽视支配基层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的习惯、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的感性制度。应当兼顾制度建设的理性化和感性化，并努力实现二者的融合。只有把那些针对不同目标、追求不同利益、坚持不同准则的理性化制度，同那些在指向目标、追求利益和行为准则等方面都具有模糊性的感性层面联系起来，在社会成员的生活意识中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使理性化制度由逻辑条文变成能够真实规定人们行为的规则。 以战略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郑功成在《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未来发展》一文中，基于战略思考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之路作了深入探索。他指出，社会保障作为各国重要的基本制度安排，由维护稳定、保障民生的工具转变为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合理共享的财富分配机制，是一条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之路，就是要在尊重这一制度的客观规律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战略目标，应当是从弥补制度缺失、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沿着公平、普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在解除人民生活后顾之忧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并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切实维护个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最终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这一目标任务将通过三个阶段来完成：第一阶段(2008—2012年)，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保障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2013—2020年)，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定型、稳定发展;第三阶段(2021年—本世纪中叶)，社会保障由基本保障型向生活质量型转化，成为合理分配财富的基本制度保障。 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 陆益龙在《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一文中，对中国农村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做了深入的总结与反思，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在农村研究方面虽有量的增长，但学科建设并无实质进步。农村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一是“问题取向”的研究，二是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的缺乏。“问题取向”的研究有将农村预设为“问题社会”之倾向，其研究和表述有可能会建构和夸大乡村社会的“问题”。而且过多的“问题”研究，并非对“问题”的探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村社会学的视野，仅仅关注问题与对策而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和科学系统的研究，反而给农村发展制造新的麻烦。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研究过于依赖直觉经验，经验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导向，只是简单重复一般化农村调查，调查方法缺乏科学系统性。中国农村社会学理论的创新，关键在于要使农村社会研究回归到社会学范式之中，加强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超越直觉经验方法的局限，勇于探索农村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的“大问题”。所谓“大问题”，一是指相对于一般经验问题的重要理论问题，二是指社会学范式中的基本问题，如结构与变迁、分层与流动、群体与组织、制度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要避免沉迷于对琐碎“小问题”的纠缠，不断提高农村社会学理论创造能力，以达到促进农村社会学理论大发展的目标。超越直觉经验方法的局限，加强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不仅有利于中国农村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有助于系统、深入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与本质，进而推动城乡社会建设和“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51 期 20 版“社会学”文章之一；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