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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期之后，在最近的10多年，民俗学是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呢？我们至少感觉到在三个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首先，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文化事业的兴旺，民俗学在国家教育和文化体制当中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可以独立培养民俗学博士的学校以往只有北京师范大学，现在又增加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等多所学校。1997年，教育部正式将民俗学列为研究生培养目录中的一个“二级学科”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其次，需要注意到，除了“中国民俗学会”的活动之外，还出现了“民俗文化青年论坛”等自主对话的学术交流制度，这说明民俗学的学术共同体不仅形成一支稳固的队伍，而且更为自信，具有了更为自觉的学术开拓与创新的追求。第三，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2年以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和文化部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应当说这给民俗学的发展造成了一种优越的外部条件和提供了来自社会生活的强大动力。但是我以为，遗产保护工作毕竟不是民俗学本身，更不是要研究的全部课题，因此民俗学者如果不能保持学术的独立性，也可能会丧失发展的机遇。 回顾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不能不看到学科与所处社会和学术环境变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外部环境对于民俗学能否顺利地发展和怎样发展都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特别是造成民俗学研究的进程出现了几次间断或者转变方向的情况。其中，民俗学受政治变化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直至今天，民俗学似乎还是习惯与政治话语保持一致（比如，当下有学者指出，民俗学对于民族文化保护和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这是一个科学社会学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正视的事实。民俗学兴起的背后离不开社会的期待，也离不开社会生活发生变动和文化发生冲突的背景。 二、批判精神与参与意识 在接受外来学问的过程中学者们对民俗学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由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之间的复杂联系几乎都可能在民俗学这里被呈现出来，所以民俗学就受到各种力量的牵扯，其发展并非是一条笔直的道路。由于有“民间文学”②与“民俗学”这样两个概念并存，分别被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及其他学科的学者所采用，使得关于这两个概念和研究方向的认识都很难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学术的习惯思维影响，至今民俗学跟历史学的关系仍难以说清，很多学者实际上是把民俗学理解为文化史的一种研究，也就是关于“民俗”事象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变的研究。以钟敬文为代表，在注意运用国际民俗学独特方法的同时，善于根据中国学术传统和实际经验而采取某种兼容并蓄的态度。 但是为认清民俗学思想发展的轨迹，有必要将目光更多聚焦在民俗学所凸现出来的在主导思想和学术思想的独特贡献上面，例如在下文也会讨论到民俗学与人类学的有所不同。90年来，民俗学在整个大的社会、文化和学术环境的变化和更新过程中，所言说的基本话题是有所转移和交替的，本文暂时以1949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标记，将中国民俗学思想发展分为两个时代，即中国民俗学思想确立的时代和思想反思的时代。 民俗学在1918年诞生于北京大学，1927年以后岭南的中山大学成为新的学术中心，稍晚一年又在杭州增加一个中心。地点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参加人员的变化却不是很大，其骨干力量都是最初就参与歌谣学建设的教授们，或者是由他们吸收进来的具有现代科学思想的各地的学者。尽管有不尽相同的治学经历，他们却可以讨论共同的话题，也都善于发挥自身原有学术的优势，为新兴的民俗学贡献出一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著作。因此，在这两个阶段当中，民俗学取得了不断向前推进的成就。尤其是形成了民俗学具有启蒙主义、人文主义色彩的学术批判精神。 （一）“文学革命”与“民众的历史”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科学”与“民主”作为思想解放、观念变革的旗帜，注意到在西方现代科学制度中的民俗学，认为这门科学以民众的创造、文化传统为研究对象，因而可以用来改造视圣贤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学术传统。许多引领新文化运动大潮的学者都力所能及地参与了创立民俗学的活动，以《歌谣》周刊为交流的学术舞台，或者搜集和提供歌谣、故事③和各种民俗的记录资料、或者发表研究文章。 民俗学以“歌谣学”名义发生，是与“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诉求分不开的。1918年2月，刘半农、沈尹默等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通过《北京大学日刊》发起征集和发表歌谣的活动。1920年底又在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底创办《歌谣》周刊。之后，作为文学革命组成部分的歌谣学向着作为学术革新工具的民俗学方向开展，比如董作宾在《歌谣》周刊上发表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是运用传统考订和现代比较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论文；顾颉刚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是运用“古史辨”派历史研究方法研究民间故事的成功之作。而顾颉刚等人合写的关于北京人朝山进香的祭祀活动的调查报告《妙峰山》，标志了以有组织的实地调查为研究手段的民俗学意识的形成。在歌谣学运动中，胡适、周作人等发挥了引入西方科学哲学思想和民俗学研究工具的重要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经过思想洗礼的民俗学又在广州中山大学和稍后的杭州继续得到开展，并且以《民俗周刊》和一批学术专著为代表，研究对象从歌谣和故事扩展到更大范围的民俗现象。“民众的历史”观念被正式提出。1928年，顾颉刚在《民俗周刊》发刊词上说“我们要检验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诉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他又说：“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④。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学者们继续以西方现代科学的理念，围绕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性质及其与其他学科关系等理论问题加强探讨。在各种专题研究上又有新的建树，如周作人、赵景深对于童话学的研究，钟敬文对于故事类型的研究，杨成志对于倮倮人的调查，江绍原对于民间“迷信”的比较宗教研究，茅盾、黄石对于神话学研究等，都是试图借助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理论来开辟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