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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邃于经学”：中国学术结构性转换中的关键人物 “化经为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伟大使命，顾颉刚以“经学之结束者”与“古史学之开创者”自任，成为“化经为史”过程中最具自觉性和代表性的学者。 以“四个打破”和推翻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偶像为目标，顾颉刚前半生“化经为史”的业绩，主要表现为“把孔子这个偶像和历史分家”，即剥离经学中的伦理性与政教色彩、还原经学的历史性，以史学观念取代经学信仰，其着力点在于“破坏”经学古史系统，我们可称之为“化经学为史学”。 新中国成立，打碎王制、道统，否定“封建”思想与礼教，乃至砸碎一切“旧”的东西，经学中的伦理性已荡然无存，顾颉刚这位昔日将经学赶下神殿的猛将，这时反倒逆主流而动，坦言自己“今后想着重研究经学”，“把‘经学’变为古代历史资料的一部分”。此时，他的工作重点，由仅限于战国秦汉时人想象中的上古史，进而趋入上古史本身，由“破坏”转移为“重建”，这成为顾颉刚后半生所努力的方向，而这一工作主要集中在他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上。 研究重点的转移，使顾颉刚对《尚书》学研究的关注点，也由伪古文《尚书》转移到《今文尚书》，此一时期，他不再是“不立一真”，而是“化经书为史料”，即借助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乃至考古学、天文学、土壤学、农学、科技史，在经学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寻出可以用为史料的“真”，这便是他对于古史的“建设”。 神圣经学的结束与现代史学的开创，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顾颉刚最早清醒认识到这一趋势，并主动承担起这一学术与文化使命。从“破坏经学古史系统”到“建设真实的古史”，从“化经学为史学”到“化经书为史料”，将“破坏”与“建设”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路径，完美地结合于“化经为史”的学术实践中，顾颉刚因此成为近现代由经学向史学的结构性转换中的关键人物。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路人” 20世纪中国民俗学始终伴随着一个名字，那就是顾颉刚。他以现代史学家的眼光和手段，使我国民俗学在发端与奠基之时，即获得了一个很高的起点，并为民俗学提供了一系列研究范本：《吴歌甲集》提供了区域民间文学的研究典范，《妙峰山的香会》提供了田野作业的典范，而《孟姜女故事研究》则提供了研究故事传说的典范。 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征集歌谣活动，揭开了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序幕，顾颉刚所整理的《吴歌甲集》，被胡适称为“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钟敬文认为《吴歌甲集》“不只是个一般性的歌谣资料集，而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在《吴歌甲集·写歌杂记》中，顾凭着史学家的严谨和博识，把民间歌谣与《诗经》研究进行互补，将一直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歌谣，在学术领域提升至与《诗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同时为现代经学和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而由顾颉刚等人在1925年所进行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则是中国学界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作业。江绍原说：“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傅彦长甚至认为顾先生“在研究民族的艺术文化方面”，“其功实在他所著的《古史辨》之上”，何思敬则称誉顾颉刚此次调查“在我们中国学术界中确是一个霹雳”。 顾颉刚“取得世界声名”的又一项“科学业绩”，是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将两千多年来的文献记录和遍布全国各地的民间传说材料理出一个明晰的“层累造成的”演进线索，并将这一故事的演变归纳出历史和地理两个系统，是顾氏此项研究的主要贡献。这一研究也同样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刘半农致信顾，称“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上述一系列卓越的研究业绩，仅是顾氏对民俗学贡献的一个方面。他贡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所发起的民俗学运动。在我国民俗学尚处于摇篮之中时，顾氏实际上一直承担着一个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职责。1927年，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内发起成立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俗学会，刊行民俗学会丛书，编辑《民俗》周刊，这是我国民俗学奠基与正式开展的标志（王文宝语）。直到1978年秋，他还领衔向中国社科院递交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他的倡议与垂范，促进了中国民俗学的蓬勃发展，而这一绝而复兴的学科，目前正成为中国的显学之一。 虽然，对于顾颉刚来说，民俗研究自始至终都是治古史的辅助而非正业，但他对其浓厚的兴味至死未衰。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都堪称中国现代“民俗研究的开路人”，即便称他为“中国现代民俗学之父”，也当之无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