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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文学对“乡村的”文化收编：歌谣或白话文运动的一个视角 民谣是与方言关系密切的口头文学。它以口头传诵的方式，表达了乡里空间人们朴素的感情。二三十年代的歌谣运动一方面表达了新派知识分子道德上对已经衰败的乡村之关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工商业化的城市对农业的乡村之收编，令作为乡里空间之艺术形式的传统的歌谣“进城”，与现代言文一致理念和现代学术制度中的文学、民俗学、语言学等接轨。在此意义上歌谣运动也是“五·四”“传统”再造中的一环。 《歌谣》周刊曾转载过诗人王礼锡(1901～1939)的文章，该文章指出歌谣之所以广受欢迎，乃是因为其包含方言在内的地方性、内容上的共同性、乡村社会性、家庭性、传说所含之宗教性、歌谣的伦理教化性等 。刘经庵则认为作为平民“文学”的歌谣妇女贡献占了一半，因为“中国家庭之腐败”，“妇女们总是幸福之牺牲者。中国歌谣关乎妇女问题之多，恐怕就是中国家庭不良之明证了。” 刘经庵的描述表明了五四运动关注原有的乡村秩序中妇女地位这一伦理动机。但正如歌谣运动本身意味着乡村秩序的文化在新的民族国家秩序的文化中被重组、统合一样，礼教秩序中的妇女也将在国家秩序中被重组、统合。即使反礼教的“革命加恋爱”的“五·四”新文学模式，其实也只适用于精英女性。更何况，它一方面意味着妇女的身体从礼教中得到了解放，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她们的身体变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身体。 正如徐建新悖论性地指出，在知识分子对“官”的种种发言中，“民”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乃“缺席的在场者”，“诗人所闻见的热闹的运动”只是知识界的集体独白 。歌谣的主体是“民”，但二三十年代的歌谣运动的主体则是“士”的知识分子。“民”成为知识分子获得话语伦理性的装置的同时，也是政治文化上令“民”之歌谣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构中获得新生的手段。“民”之心声被扩展为“民族”的“心声” ，也是白话文的基底，更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相配套的民族文学之“新诗”的原型。歌谣收集运动中“民”的歧义性由此可见一斑。 3、新诗: 集体选择之白话文所遗留的难题 排它性的白话文运动毕竟是一场政治、知识精英集体选择的结果。以新诗为先导的白话文运动之成功，表面上得益于新文学运动提倡者通过文/白、古/今之类的二元对立、二者择一的叙述结构，甚至不惜对文言文实施妖魔化。但是，白话文之所以势不可挡，也是因为如下几个因素。首先，就新文化的主张者而言，“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威力，也来自知识精英给人民尤其知识大众打的“包票”：即“科学”、“民主”的承诺。类似的描述之前也隐见于梁启超等的“新民体”与“群治”关系的提法，但与“五·四”时期的政治诉求有别，尚难言之为知识界政治精英对社会之集体承诺。与之相比，章炳麟等古文派以及桐城派、选学派却只是竭力展示传统文言书写如何之重要，反复力陈二者择一的白话文运动如何有害而已，却并未展示过由语言而“科学”而“民主”之乐观的未来。甚至革命家章炳麟都未曾例外，因此也就不难想象白话文批判派的失败了 。其次，与上述理由相连，白话文的成功还因为“白话文”或“国语”所蕴含的“现代化”、“普遍性”等理念。人们充满了玫瑰色的想象：摒弃文言文、实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一个“科学”“民主”的未来便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虽然知识大众和北洋政府之间有阶级的对立，但是他们之间对未来的现代化中国的想象也并非毫无重叠之处。几种因素相加，知识分子群体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一个集体选择：摈弃文言文，选择白话文。一九二零年一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国文科”改授“国语”，可视为北洋政府在政策层面上的呼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洋政府算是为确立白话文起过直接的作用。 显然，新诗出发伊始就并非是“诗”的，而应是“白话文运动”的。但是，即使白话文运动立下的“科学”和“民主”承诺迟迟不见兑现，人们也只会从“诗”的角度审视新诗，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忘却。无论如何，胡适提出白话文乃“活文学”、文言文是“死文学”这一独断的命题，并且企图以新诗去证明之，在其证明之困难性意义上，胡适无异于作茧自缚。正因为“新诗”也是整个“白话文”的象征，所以其成败维系着整个白话文运动的评价。这一点，新文学运动的主张者大概比任何人都明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