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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社会学和医学人类学有相似的志趣和共同的研究领域，如医生、护士和病人的角色行为及相互的冲突与调适，将医院作为一个组织来研究，关于疾病与治疗过程的阶段划分，等等。在临终关怀及死亡领域，社会学和人类学互有交叉和补充。综上所述，笔者简单总结了两个学科在这一问题研究上的理论取向： 医学人类学多从生物—文化—环境一体的整体论角度切入研究，善于探讨医疗体制内的正式关怀与来自民间的、传统的非正式关怀之间的关系（冲突和融合）；关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族群的生死哲学和临终实践；看待医学的视角有：将医学的出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39）、将医学体系视作文化体系的一部分等；多从民族医学、解释模式、关怀模式等理论来解释；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参与观察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 医学社会学多从社会分层（以社会经济地位、年龄、性别等）、健康行为、角色关系、医疗制度等角度切入研究，多关注的是现代工业社会医疗体制内的正式关怀；多从社会紧张、病人角色、社会解脱等理论来解释；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问卷、统计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 五、结论 人们习惯将以生物医学模式为基础的西方医学看成惟一有效的、绝对科学的医学。而现实医学的实践，却使这个医疗制度受到指责，不是为技术上的原因，而是作为掌握生死大权的新主宰者的医生的地位受到了怀疑（40）。福柯早已指出，医生以“历史”经验而不是“哲学”知识出发加以审视，他们只能规定相似性的本质，无法表现逻辑—时间的差异（41）。而作为文化必要组成部分的医疗体系，点明了医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主题：即它的起源和发展本质都是人性的。 现代医学的缺点，似乎主要跟过度地控制生理过程与根除疾病的结果有关，有时会由于未预计到的（或预计到的）生物化学或生态学因素而导致“过度的治疗行动（therapeutic overkill）”（42），临终关怀就是其中一例。“过度”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缺失”，对临床治疗的过度倚重导致对于文化和人性缺乏应有的关注，即对“在尊严中死去”等问题的考量不足。死亡虽被视为现代医学科学的敌人，可在18世纪末现代医学科学诞生之前，人类社会就已形成了一套基于文化底色，与自然和宇宙息息相关的系统的死亡哲学。传统人类学理论诸流派对于死亡问题的认识，让我们认识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族群对于这一问题的终极思考。 医学人类学的“临床”意义可从治疗事件与过程中更深入地理解临终关怀的问题。民族医学的着眼点使我们在医学科学制度化临终关怀的边缘处发现了广阔地域、历时性的传统关怀实践，其家庭式和社区式的治疗体系给现代医学提供了“经验”以外的地方性知识视角。医学是科学建构的认识世界和身体的话语模式，在其内部具有省思意义的解释模式的创立，有助于在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情境中，理解人类对于疾病和死亡感知的另一套文化系统，以便于医患之间更顺畅的沟通与交流；疼痛叙述不仅是我们认识疾病的文化与社会意义的过程，而且具有治疗与医学意义上的价值，因此有很好的学术与临床应用价值（43）。 医学社会学与医学人类学在临终关怀实践中可谓异曲同工，其整合的视角揭示了当代医学正日益多元发展的趋势。然而，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死亡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脑死亡”躯体的器官移植（44）、“低温法”或身体冷却法（45）等现象的发生需要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于一身，这需要动用人类更多的智慧，对人的实存主体、终极关、终极实在等层面，也要基于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医学尤其是临终医学等方面的死亡思考，作出更有益的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