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浪漫主义是民俗学的伟大传统 自民俗学形成之初， 浪漫主义就已经深刻地烙印在民俗学的学术传统之中。民俗学往往以怀旧的心态看待民俗， 将民俗看作是自然的、真实的， 试图追寻民俗的本原， 在空间和时间上远离现代文明的人们是传承民俗的主体， 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往往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所有这些， 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不仅影响着民俗学的学术意向， 而且同样明显地影响了民俗学的表述方式。今天， 当我们意识到民俗学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时候， 回过头来思考民俗学曾经走过的历史以及历史背后的支配话语， 可能比单纯的抛弃学科历史而思考学科问题更具反思意义。在某种意义上， 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史与复杂的文化建构相互关联，这种相互建构的关系持续地影响着我们界定学科基本术语与学术实践的方式， 学科的历史话语往往决定了我们如何思考和讨论问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 本文将从学术史、观念史的角度， 探讨民俗学形成之初浪漫主义的观念及其表现形式对于民俗学学科的影响， 因材料所限， 意在抛砖引玉。 二、维柯： 发现野蛮人的历史1 时间、空间上与近现代社会相距遥远的久远过去或者异域他乡的人们的生活，在西方近现代被纳入到知识界的视野， 成为一种近现代知识体系。在西方近现代民俗学产生的时候， 异域的、本土过去的野蛮人及其生活成为民俗学关注的对象， 一开始作为西方近现代社会文化的参照系出现， 并且带有浓厚的尚古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 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 特别是新大陆的发现， 迫使西方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与风俗、制度有关的许多问题， 并且将新大陆发现的风俗、制度与欧洲的风俗加以比较，进而产生了现代的民族志与民俗学。2 随着美洲的发现， 欧洲知识界创造和强化了欧洲文化史上具有丰富创造力的神话： 高贵的野蛮人的神话。旅行家、传教士以及历史学家， 将居住在遥远他乡的人群理想化， 并与古希腊、罗马人进行比较。此后，一直到启蒙时代， 知识界基本上将野蛮人看作是高贵的野蛮人， 无论是蒙田（ Montaigne）以及欧洲民俗学的先驱培尔（ Pierre Bayle） , 还是封特内（ Fontenelle） , 甚至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 无一不将野蛮人看作是真正“自然的”人。蒙田甚至批判所谓的文明民族对于野蛮人的傲慢， 他认为， 野蛮保存着生机、活力与真实， 以及有用的自然品质与营养， 而在文明社会， 所有这些都已经被改造了， 被改造成为用来愉悦我们的已经败坏了的品味。3 在整个17世纪， 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比较越来越具有一种政治的、文化的反叛意味， 思想家认为和谐是野蛮人生活的基本要素，而欧洲人则深深地为虚荣和野心所折磨。4 启蒙思想家对于真正的“自然的”人的探究， 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科学的计划， 更是一种试图革新社会的政治、社会计划， 高贵的野蛮人包含了对一种新价值的肯定， 高贵的野蛮人的观念成为人们检验古典与现代世界的试金石， 并且构成了民俗学历史的开端， 特别是当这一观念与人种志连在一起的时候。5更为关键的是， 西方思想家将与原始人、东方民族有关的问题引入到关于社会、宗教、政治观念之起源的研究当中， 他们利用历史的证据， 也利用在亚洲和美洲等新大陆的旅行和探索所提供的新文献， 强调人类风俗的多样性， 特别是不同的自然因素， 具体而言是地理因素， 对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 它们导致了制度和世界观的不同， 而这又造成了信仰和行为的巨大差别。6 这些观点强调人类价值的相对性， 强调包括历史事实在内的社会事实之解释的相对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 但还没有在根本上撼动启蒙运动的基本信条， 即自然法和永恒真理的真实性。启蒙理性认为， 这组普遍而不变的原则支配着世界， 人类只有遵守它们， 才能够变得聪明、幸福和自由， 一旦背离它们， 人类就会陷入犯罪、邪恶和悲惨的境地。742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观点， 在这场反对启蒙理性运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革命意义的， 是意大利的思想家维柯（ 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 。8 维柯的《新科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民俗学的发展。如果说民俗学的对象是在民众生活之中，那么研究民俗学历史的时候，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意大利的维柯。维柯可能从来没有想到， 自己关于古代民众即野蛮人创造的历史文化之真实性的论述， 以及这些论述所形成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 在撼动启蒙理性的同时， 会对另外一个国家即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 Johann Gotterried Herder, 1744—1803） 产生重大影响， 并因此奠定了一个学科即民俗学的学科基础。9维柯的思想对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维柯的思想经过赫尔德的吸收改造， 从而奠定了19世纪初期德国民俗学的学科基础， 对民俗学的学术取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维柯探寻历史规律所运用的历史材料以及这些历史事件的实践者， 奠定了民俗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他强调， 历史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启蒙思想家已经或者正在拒绝的大众（popular） 传统。10 与启蒙哲学家不同， 维柯感受到了传统的重要， 他将传统看作是历史当中有效力的、能不断生长的元素。维柯与启蒙思想家不同的地方， 在于他还认为寓言、谚语、轶事是历史的一部分， 而且他并不将它们视为人类精神的谬误。11 维柯谈论的、感兴趣的、试图理解的世界， 有其自己的声音； 这是一个已经文明化的原始世界， 作为总体精神发展的一个方面进入了历史， 这种总体精神包括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人性。12 从象形文字、古朴的歌谣、神话与传说、舞蹈与律法以及烦琐的宗教仪式———这些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看来仅仅是野蛮往昔的无用残留， 或者是一堆蒙昧主义的骗术———中， 维柯发现了其中蕴涵的特定观点， 从中追溯人类的成长和发展历史。13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伯林将维柯的“新科学”看作是一种反启蒙的历史科学， 而且认为维柯在反对启蒙的运动中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 维柯视“民众”为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 他在《新科学》一书中， 通过阐释“诗性智慧”的观念， 发掘了被启蒙思想家抛弃的神话、歌谣、寓言等民俗的历史价值， 认为这些古代民众创造的民俗文化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在《新科学》中， 维柯通过研究古代神话、歌谣、寓言的价值， 探讨各个民族的原始祖先创造的历史是否具有真实性？ 他们创造的神及其神迹是否具有真实性？ 在他看来， 凡是民俗传说都必然从维柯、卢梭到赫尔德43民俗研究2007.3具有公众信仰的基础， 由于有这种基础， 传说才产生出来， 而且由整个民族在长时期中流传下来， 只是由于岁月的迁移以及语言和习俗的变化， 原来的事实真相已经被虚伪传说遮掩起来了， 他的新科学的任务就是重新找到这类事实真相的根据。14 在《新科学》一书中， 维柯对于荷马史诗的研究， 不仅颠覆了古典诗歌的观念， 而且也将荷马这样的诗人看作是未开化的行吟诗人， 演唱粗鲁的、野蛮的习俗， 通过荷马的史诗演唱， 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本能变得崇高、壮丽起来。15维柯足足花了20年的光阴， 去发现异教世界中最初的人类思维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维柯采用的方法是回到远古， 与古人对话， 进入原始人的精神世界。在他看来，既然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 它的面貌也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发现。16 维柯指出， 这些异教民族的原始祖先都是人类的儿童， 他们就是以这种创造天帝约夫的思维方式创造了历史。他们的创造方式与神不同， 神是用最真纯的理智去认识事物， 而且在认识中就创造了事物， 而异教民族的原始祖先则是在其粗鲁无知中凭借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 他们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 这种崇高气魄伟大到使原始祖先自身都感到非常惶恐。17 所有异教民族的历史都从寓言故事开始， 都有其神话故事性的起源。18 村俗人们总有制造寓言故事的习惯， 他们制造的寓言故事总是围绕着一些人物， 这些人物以某种优点出名， 处于某种环境之中，这些故事都是理想的真理， 符合村俗人们所叙述的人物的优点。19 然而， 维柯并不仅仅满足于揭示神及其神话传说的产生机制， 他更关注的是这些神及其神话在各民族的永恒历史中所具有的意义。维柯要做的是穿越神话传说， 直达历史的真相。维柯认为， 古希腊的寓言（ 神话） 就是这些最古的希腊各民族习俗的真实可靠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